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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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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XX)佛中法民二终字第4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麦兴添,男,195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麦村良均8号。

诉讼代理人黄朝永,广东杏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伯流,男,195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云路东区3村。

诉讼代理人赵先祥,广东国强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麦兴添因与被上诉人罗伯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XX)顺法民二初字第00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麦兴添与罗伯流之间存在购销关系,由麦兴添向罗伯流赊购饲料等产品。麦兴添出具欠据确认至XX年8月29日尚欠罗伯流货款165297元,还款日期也确认为XX年8月29日。之后,麦兴添没有依约向罗伯流支付货款,现尚欠罗伯流货款165297元,经多次催收未果,罗伯流遂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麦兴添向罗伯流支付货款人民币165297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要求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从XX年8月30日起计付至货款全部清还之日,暂计至XX年3月10日止,违约金为6699.49元),暂合计171996.4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麦兴添承担。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罗伯流与麦兴添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麦兴添立下欠罗伯流货款165297 元的欠据中具体的欠款时间是何时。从该欠据上分析,麦兴添在欠款日期及还款时间中间写日期,故应认定麦兴添确认欠罗伯流货款的欠货款日期及还货款日期均是 XX年8月29日,麦兴添认为是在XX年底或XX年初所写,还货款日期才是XX年8月29日。因麦兴添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确认麦兴添至XX年8月29日尚欠罗伯流货款165297元。麦兴添提供的付款依据均在XX年8月29日之前付款的,数额亦与欠据上的数额不相符,故不能认定是用来支付争议的欠据中的货款。因此,麦兴添立下欠据后,没有支付货款,属违约行为,应负向罗伯流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责任。麦兴添在欠据中确认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而罗伯流要求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应予准许。罗伯流诉讼请求有理,予以支持。麦兴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麦兴添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伯流支付货款 165297元及违约金(从XX年8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案件受理费4950元,财产保全费 1380元,合计6330元,由麦兴添负担。

上诉人麦兴添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没有查清案件事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事实是:XX年间即XX年4月 11日至XX年11月9日止,麦兴添共赊购罗伯流20批广顺牌饲料之后,麦兴添不再赊购,于是麦兴添就和罗伯流结算,20批货货款是165297元,因麦兴添无法一次付清,麦兴添就要求分期付款,最后商定还款时间为XX年8月29日止,于是罗伯流就拿出格式欠货款凭据,让麦兴添填上欠货款姓名、还款时间和欠款数额,然后罗伯流看过无写错就收执这张总欠款欠据,而将20批货的欠据给回麦兴添。过后,麦兴添于XX年1月15日起至XX年8月 29日止,按约定期间内分24次还款给罗伯流,总共还给罗伯流165250元。XX年8月29日之后,麦兴添经核对,已付给罗伯流165250元,尚欠47元,就同罗伯流讲明,剩余47元等到罗伯流将欠据给回麦兴添时,麦兴添就付清。但罗伯流一直不愿将欠据给回麦兴添,麦兴添也就留下47元未付。后到 XX年1月23日,罗伯流就向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麦兴添,罗伯流在XX年1月23日民事诉状称,麦兴添于1999年至XX年期间,先后向罗伯流赊购广顺牌鸡饲料,货款为165297元,要求法院判决麦兴添清偿。后经过开庭质证,麦兴添提出总货款165297元,但麦兴添已支付165250 元,尚欠47元。罗伯流于XX年2月27日自己觉得证据不足,向顺德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顺德区人民法院于XX年2月28日作出裁定,准许罗伯流撤回起诉。后于XX年3月11日,罗伯流又以同样的证据向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这就是本案事实经过。但原判决对本案事实没有查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没有查明麦兴添与罗伯流之间到底赊购多少货,总货款多少,已付多少,尚欠多少。第二,没有正确认定XX年8月29日是还款期限,而不是欠货款时间。因此,原判决没有查清案件事实,就不可能正确地适用法律。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现本案原判决没有查清案件事实,当然就不可能正确的适用法律。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表现在:首先,在认定XX年8月29日是欠货款时间和还货款时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欠据是罗伯流提供给麦兴添填写的格式欠据,由于XX年8月29日既不填在欠货款时间,也不填写在还款时间,而是在两者中间,因此就存在三种解释,即第一种解释是欠款时间和还款时间;第二种解释是欠款时间;第三种解释是还款时间,这三种解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条规定,本案应作出第三种解释即属于还款时间。这是因为:《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一方的解释。本案的欠据格式是罗伯流提供的,故应作出不利于罗伯流的解释,理由是:如果罗伯流不提供格式欠据,直接叫麦兴添写现欠货款165297元,何年何月何日前还清,即可,无需这种格式欠据。既然罗伯流不采用自由条款而采用格式条款,产生争议,依法应当作出不利于罗伯流的解释。但原审判决未适用这一法律规定,因而适用法律错误。其次,罗伯流XX年1月23日的民事诉状中罗伯流的陈述,依法应作为证据认定麦兴添和罗伯流在1999年至XX年间赊购饲料总额为 165297元。但原判决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的规定来认定麦兴添和罗伯流,购销货款总额,因而是适用法律错误的表现。《民诉法》第63条规定书证是依据的第一种,而罗伯流XX年1月23日的民事诉状是书证,这份书证上,罗伯流明确称麦兴添于1999年至XX年期间,先后向我赊购广顺牌鸡饲料总额为165297元。这充分证明,麦兴添和罗伯流之间的交易(赊购)总额为165297元;而麦兴添至XX年8月29日已付165250元。故麦兴添至XX年8月29日根本不欠罗伯流165297元;但原判决正是认定事实错误,于是就适用法律错误。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麦兴添提出与罗伯流之间总交易额为165297元,麦兴添有20张欠据为证,罗伯流也承认。但罗伯流提出,双方所发生的业务往来不止16万多元,但罗伯流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不止16万多元的主张。而原判决就撇开麦兴添与罗伯流之间到底业务往来多少金额不予查明和认定,只是片面认定麦兴添提供的付款依据均在XX年8月29日之前付款。如果原判决正确适用法律,依法责令罗伯流提供不止16万多元的证据,罗伯流提供得到的,证实确实不止16万多元;如果提供不了的,那就证明确实16万多元,而如果只有16万多元,那已支付了165250元,就不存在尚欠165297元了,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原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总之,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XX)顺法民二初字第00989号民事判决;2、改判麦兴添尚欠罗伯流货款 47元,并非165297元;3、改判麦兴添只负担标的为47元的相应数额诉讼费。

上诉人麦兴添对其陈述事实在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罗伯流答辩称:一、欠货款凭据的效力认定。罗伯流起诉所依据的欠165297元的欠货款凭据构成了麦兴添拖欠罗伯流货款165297元未还的事实依据,理由是:1、欠货款凭据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作为确认购销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主要凭据,该凭据日前由罗伯流持有,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尚未解决。2、根据欠货款凭据的记载内容来看,该凭据上有金额及欠货款日期年月日起、还货款日期年月日止的栏目,但根据双方之前曾经签署过的十张的同类型的欠货款凭据来看,其中日期均填写在欠货款的日期年月日起一栏,同时,根据欠货款凭据的法律特性是作为欠款事实的凭据这一点来说,签署欠货款凭据首先要明确的是双方所确认的欠货款的起计日期,然后才可能去明确还款日期,因此从双方交易习惯以及凭据自身性质来看,本案欠货款凭据上XX年8月29日的时间首先应当是对欠货款日期的确认,其次,根据习惯,时间填在两个日期中间,一般也应认定为两个日期同时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第三,因为该时间的填写是麦兴添亲自填写的,因此如因其行为产生任何争议,其也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二、付货款依据问题。虽然麦兴添的代理人在庭审中认为已支付本案诉争货款,但其所提供的存款凭条不构成其已支付货款的依据,理由是:1、根据存款凭条所记载的内容,该存款凭条上的户名为罗伯流,帐号亦属罗伯流,根据储蓄规定及实名制规定,因此其存款人应属于罗伯流,存款凭条的填写人只能视为该笔存款的代理存款人,而不应认定其为该存款的所有权人,更加不能认定该存款是用于支付拖欠货款的。 2、根据双方交易习惯,罗伯流收取货款后会出具收款收据给麦兴添的,这也是符合一般商业惯例的,既然麦兴添认为已支付了货款,那么其就应当出具有关收款收据来加以证明,况且,代理人在庭审中多次要求其出示收款收据,但其依然拒绝出示,根据民事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一方持有证据不出示的,其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因此,麦兴添所称已支付货款的理由不充分。综上所述,麦兴添拖欠罗伯流货款165297元未还有充分事实依据,罗伯流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罗伯流在二审期间未为其辩解提供新的证据。

根据上述当事人确认的证据、事实及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的认证,本院因此确认了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罗伯流与麦兴添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麦兴添立下欠罗伯流货款165297元的欠据中具体的欠款时间是何时。从该欠据上分析,麦兴添在欠款日期及还款时间中间写日期,故应认定麦兴添确认欠罗伯流货款的欠货款日期及应还货款日期均是XX年 8月29日,麦兴添认为是在XX年底或XX年初所写,还货款日期才是XX年8月29日。因麦兴添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确认麦兴添至XX年8月29日尚欠罗伯流货款165297元。麦兴添提供的付款依据均在XX年8月29日之前,数额亦与欠据上的数额不相符,故不能认定是用来支付争议的欠据中的货款。因此,麦兴添立下欠据后,没有支付货款,属违约行为,应负向罗伯流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责任。麦兴添在欠据中确认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而罗伯流要求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本院应予准许。罗伯流诉讼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麦兴添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查明麦兴添与罗伯流之间到底赊购多少货,总货款多少,已付多少,尚欠多少,没有正确认定XX年8月29日是还款期限,因麦兴添已立下欠据,确认XX年8月29日既是欠货款时间又是应还货款时间,因此,对于麦兴添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麦兴添上诉称,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认定XX年8月29日是欠货款时间和还货款时间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在认定麦兴添与罗伯流购销货款总额方面适用法律错误,最后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因麦兴添向罗伯流立下的是欠货款凭据而非已还货款凭据,其次,麦兴添在欠货款凭据上确认的是欠货款时间和应还货款时间,而不是麦兴添所称仅是还货款时间。因此,对于麦兴添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50元,全部由麦兴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 冬

代理审判员 卢 海

代理审判员 毛明梭

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邹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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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买卖合同欠货款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5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顺德市龙江镇集宇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丰华北路51号。

法定代表人邓锦荣,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盛孝泉,男,195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丰华北路51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桂荣,男,197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文秀绿田一街9号。

诉讼代理人易艺锋,男,197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鸿图新村十一座102号。

上诉人顺德市龙江镇集宇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集宇公司)因与吴桂荣买卖合同欠货款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03)顺法民二重字第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2001年11月20日,集宇公司与吴桂荣开办的龙江镇力天家具厂对账,吴桂荣确认尚欠集宇公司货款24172.5元。对账单签订后,吴桂荣以其员工欧颖的名义分别于2001年12月20日、12月30日和2002年1月17日、2月5日开出6213元、4935元、6000元、7024.5元,合计金额为24172.5元的银行支票给集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锦荣及其业务供销员黄翰明,以支付尚欠货款,该款已承兑。2002年7月15日,集宇公司以吴桂荣拖欠货款24172.5元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吴桂荣支付尚欠货款24172.5元及承担诉讼费用。

案经原审法院重审认为:集宇公司、吴桂荣双方经对账确认欠款后,吴桂荣通过员工的账户开出支票给集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员工,从而证明集宇公司已收取该货款。集宇公司仍以该货款未收提起诉讼,请求吴桂荣清偿货款。集宇公司诉讼请求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集宇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80元,由集宇公司负担。

上诉人集宇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以被上诉人提供的不是被上诉人付款,也不是上诉人收款的支票,不予确认上诉人提供的证明被上诉人欠货款24172.50元的事实。2、原审未对被上诉人出具欠据后,仍与上诉人有业务往来的事实予以认定。3、原审查明被上诉人欠款24172.50元,一个叫欧颖的人分别四次开出合计金额为24172.50元的支票,付给邓锦荣、黄翰明。上诉人认为这两个事实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首先付款人不是被上诉人,收款人也不是上诉人。欧颖支付的是什么款,不确定。原审以这不确定的证据来认定是支付上诉人的货款,没有理由。其次,被上诉人欠款后,双方还有业务往来,从2001年11月1日至2002年1月25日,共发生37次业务,货款恰是24172.50元,原审却未予认定。4、原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四张支票的收款人、付款用途、支付什么款项未经质证就加以认定是错误的。5、原审未查清欧颖是否被上诉人员工,为什么替被上诉人付款,是支付那笔款,为什么不直接付给上诉人,就认定是替被上诉人支付2000年10月31日所欠的款项,而导致判决错误。6、被上诉人提供的都是间接证据,这些证据相互都不能印证,原审却采纳这些证据,显然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货款24172.50元,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集宇公司在二审诉讼期间未提供新证据。

被上诉人吴桂荣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吴桂荣在二审诉讼期间未提供新证据。

根据上述当事人确认的证据、事实以及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的认证,本院因此确认了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吴桂荣确认尚欠集宇公司货款后,以其员工的名义开出四张支票给集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业务供销员,用以支付尚欠货款,支票付款金额与尚欠货款金额相符,至此,吴桂荣尚欠货款已全部付清。集宇公司提出支票的付款人不是吴桂荣,收款人也不是集宇公司,不能证明吴桂荣支付了尚欠集宇公司的货款。集宇公司的该主张,因双方确认债务时,并没有约定所欠货款必须付到集宇公司的账户,邓锦荣和黄翰明作为集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业务供销员,吴桂荣有理由相信邓锦荣、黄翰明收款就是代表集宇公司收款。至于吴桂荣以谁的名义支付货款,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集宇公司上诉称吴桂荣于2001年11月20日,确认欠货款后,双方又发生了业务往来,以欧颖名义出具的支票付款不能确定是支付吴桂荣确认的欠款。但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欧颖的付款是另一债权债务关系,故集宇公司辩称收取欧颖的付款不是吴桂荣的还款理由不成立。集宇公司在二审诉讼期间,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没有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依法认定集宇公司放弃上诉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上述的法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元,由上诉人集宇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许育平

代理审判员廖兴

代理审判员吴行政

二○○三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肖建国

中山某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XX)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张槎针织厂,住所地佛山市张槎纺织工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庞兆权,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贵明,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嘉昌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三角镇新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陈秀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小东、陈耀初,该司员工。

上诉人佛山市张槎针织厂(下称张槎针织厂)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化工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嘉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XX)佛禅法民二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中山嘉昌公司与张槎针织厂从XX年初开始有买卖化工原料的业务往来,由张槎针织厂向中山嘉昌公司购买化工原料,至XX年7月,张槎针织厂收取中山嘉昌公司化工原料货值207051元。XX年7月,因中山嘉昌公司、霍志文等单位和个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后该案被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被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到张槎针织厂调查取证时扣押了上述欠款中的129011元作为赃款。在扣押当日,张槎针织厂向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作出情况报告,称与中山嘉昌公司在1999年底有业务往来,至XX年5月止共购进化工原料货值292641元,XX 年3月前共购进化工原料货值163630元,款项已付给香港嘉昌公司,XX年3月后购进的化工原料货值129011元,款项至今未付。。扣除被扣押的款项,张槎针织厂尚欠78040元。XX年4月25日,中山嘉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槎针织厂偿还拖欠的货款78040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10407元(从XX年7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暂计至XX年4月1日止),并承担诉讼费。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中山嘉昌公司在业务往来中使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与手续,但与张槎针织厂发生业务往来的实际为中山嘉昌公司,对此已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双方之间的行为已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其中双方买卖走私货物的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但因上述行为已受到刑事处罚,有关款项予以收缴,故不再另行制裁。除走私货物外,双方买卖的其他货物,未有证据证明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流通的货物,故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张槎针织厂收货后未能支付货款属违约,中山嘉昌公司请求支付货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至于延期还款违约金,按照法律规定,合同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诉讼中,张槎针织厂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而中山嘉昌公司陈述付款期为收货后45日,按照法律规定,中山嘉昌公司的陈述构成自认,予以确认。依据中山嘉昌公司提交的证据,双方最后一次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发生在 XX年5月7日,故中山嘉昌公司请求从XX年7月1日起计算延期还款违约金,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张槎针织厂应在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向中山嘉昌公司支付货款78040元,并支付违约金(XX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止以日息万分之二点一计算)。逾期履行,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3元,由张槎针织厂承担。

上诉人张槎针织厂不服原判,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不具有一审原告的适格性,不能作为一审原告。一审所依据的中山市中级法院和广东省高级法院两份刑事判决和《扣押物品文件清单》都没有说明所有以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发生的业务实际上都属于被上诉人。相反,被上诉人所有借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走私货物的行为已受到刑事制裁,中山海关没有也无法就本案涉及的业务追究被上诉人,正是因为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与被上诉人无关。因此,被上诉人不能作为一审原告。实际上,送货单、香港嘉昌公司开出的收据和上诉人开出的收据等证据都说明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主体是香港嘉昌公司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二、香港嘉昌公司作为供货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没有参加本案诉讼,必然会影响本案的公正判决。本案一审中,不仅完全剥夺了香港嘉昌公司的诉权,也剥夺了上诉人的部分诉权,因为上诉人曾向香港嘉昌公司支付多笔货款及质量问题的处理等,足以说明上诉人与香港嘉昌公司之间已款货两清。三、结合中山海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于清娥出具的4份收据及相关的送货回单看,中山海关只将其中XX年3月6日至同年5月21日的货款认定为赃款,有两种可能:一是此前的送货与被上诉人无关,另一是此前的送货货款(中山海关认为应记在被上诉人名下部分)已结清。因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全部诉讼费。

上诉人张槎针织厂对其上述陈述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供了XX年6月6日支付30030元给香港嘉昌公司的支票存根,用以证明其上述所提。

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

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公司提交了三张送货单及明细表,用以证实上诉人张槎针织厂支付的30030元是付这三张送货单的款项。经质证,上诉人张槎针织厂对这三张送货单不予确认,但对送货单明细表收到上诉人支付的30030元货款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中山嘉昌公司是否本案适格的原告;二是张槎针织厂是否付清本案欠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已生效的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份针对中山嘉昌公司、霍志文等人走私普通货物所作的刑事判决内容看,中山嘉昌公司走私时是使用了香港嘉昌公司的手续,而张槎针织厂在一审中的答辩以及向中山海关所作的情况报告中,承认与中山嘉昌公司有买卖业务往来,期间曾向香港嘉昌公司付款,再加上抬头是香港嘉昌公司的送货回单及相应的收据被中山嘉昌公司所持有,以上情形表明,中山嘉昌公司是与张槎针织厂有买卖业务往来的,但在付款、开具收据等方面是借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因此,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是适格的,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中山嘉昌公司不是适格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在二审中提供的支票存根不影响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欠款已付清的主要证据是中山海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于清娥出具的4份收据。但从于清娥出具的收据内容看,是收到香港嘉昌公司开出的4张收据,收据附有送货回单号码,这些送货回单大部分在XX年3月份之后,再结合上述情况报告,张槎针织厂在被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扣押赃款当日承认XX年3月份之后的款项仍未支付,故可认定在被扣押赃款前张槎针织厂并没有付清这4张收据所示的货款,如已支付,则支付的款项加上被扣押的款项远远大于4张收据所记载的送货回单的数额,亦与上述情况报告相矛盾,因此,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其已付清欠款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63元,由佛山市张槎针织厂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振 康

代理审判员 吴 行 政

代理审判员 欧阳建辉

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欧阳洁婷

霍某买卖合同欠货款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3)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7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强,又名沈钊强,男,196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大石管理区大元阁村。

委托代理人范奕兴,广东煜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均洪,男,196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忠信巷13号。

委托代理人游植龙,广东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强因买卖合同欠货款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1999)佛禅法民二重字第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沈强于1997年5月27日出具欠条,确认“南海工程公司沈强欠陶瓷货款81640.59元”。原告霍均洪持此欠条于1999年5月21日向本院起诉。诉讼中,被告也确认该欠条是其亲手交给原告的。在原上诉期间,原告曾陈述被告所欠货款是承包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物资购销部的债权,但未能举证。在重审期间,原告又陈述其在1996年7月至1997年6月间挂靠于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物资购销部,并提交了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的证明。

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在诉讼中陈述承包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物资购销部,后又陈述挂靠于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物资购销部,并提交了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的证明,但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承包或挂靠的事实,故本院对有关事实不予确认。被告沈强出具的欠条属于债权凭证,由于该欠条并未注明债权人的具体情况,因此持有该债权凭证的人即有权向债务人主张债权,除非该债权凭证为持有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诉讼中,被告确认该债权凭证是其亲手交付给原告的,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合法取得该债权凭证。原告有权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被告认为该笔债务的实际债务人是南海建筑工程公司,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被告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1、被告沈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81640.59元给原告霍均洪;2、本案诉讼费2960元由被告承担。

宣判后,沈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沈强上诉认为:一、霍均洪的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是发回重审案,要求查明霍均洪是否为物资购销部的承包人,以审查其诉讼主体资格,但重审法官却不管中院裁定,另起炉灶。重审中,霍均洪没有提供其承包经营合同或证明、挂靠经营合同或证明,也未能证明自己是购销部的业主。很显然,他仅仅是购销部的一名雇员。重审法官认为谁抓住欠条,谁就是债主,不但确认了霍的主体资格,实在太武断了。一审法官根本就没有考虑沈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把欠条交给霍的。沈强多次代表施工队到霍所在的购销部购买陶瓷,每次都是霍接待、点货、收钱、开发票。这次沈强带的现金不足,向购销部出具欠条自然也需要通过霍转交,写下欠条给霍不是在霍的家中,不是在购销部外,买的是购销部的货,欠的自然是购销部的款。双方不可能在此种场合下以个人名义做买卖。二、沈强个人不负付款责任。沈强提交的询问笔录、欠条、支付证明单、发票,足以证明他是受南海建筑工程公司102施工队所托,到霍均洪所在的购销部购买陶瓷。一审为了贪求结案方便,没有采信上述证据,令沈强合法权益受损。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霍均洪的起诉。

上诉人沈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新证据:1、《南海市庆云旅游开发集团公司》的证明一份;2、《南海建筑工程公司》的证明一份;3、石湾区经委物资公司订发货表一式三份;4、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物资购销部订货表一式两份。以证明上诉人是被南海建筑工程公司102施工队雇佣,在此期间是与被上诉人霍均洪所在的购销部发生购销关系。对上诉人提出的新证据,被上诉人认为已经超过举证时限,不予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对被上诉人的反驳,本院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霍均洪辩称:一、上诉人称本人为物资购销部雇员,并无事实依据。本人并未受雇于原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物资购销部,也并没有与该部构成任何劳动关系。上诉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本人为物资购销部雇员,上诉人的事实依据不足。二、本次购销业务在本人与答辩人之间进行,本人与物资购销部的挂靠或承包关系并不能对本案性质产生实质影响。在本人与答辩人之间发生业务往来期间,本人确曾挂靠过物资购销部与他人发生业务。但是,就本次讼争购销活动而言,本人只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上诉人进行购销,并未以该部的名义进行,在本次业务往来中也一直没有出现过物资购销部的名义。三、从现有证据看,该欠据是由上诉人直接出具给本人,本人作为债权人,以债权凭证的欠据为根据主张权利,依据充分,应予支持。正是因为本人直接与上诉人发生购销业务,一切的定价、交接、送货、都是以本人名义进行,由本人一手操办,所以上诉人才出具欠据直接交给本人,这充分证实该欠据债权人为本人。另一方面,该欠据作为债权凭证,在没有指明债权人的情况下,谁持有,谁就是债权人。如果上诉人认为该欠据出具给物资购销部的,应直接写明是“欠物资购销部陶瓷货款”,而不是直接写“欠陶瓷货款”。四、上诉人称其代表南建102施工队进行购销、欠款应由102施工队偿还,也无依据。本人只直接与上诉人发生购销业务,上诉人在本次购销活动中一直以其自己的名义与本人进行,从洽谈、接货到出具欠据,都是答辩人一人经办,并未出现过南建102施工队的名义,尤其是在欠据中,“欠款人”一栏明白地签名是“沈强”而不是施工队。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重审判决,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确认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物资购销部未建立任何劳动或雇佣关系,仅是以购销部名义开展经营活动,支付门面租金,并独自承担法律后果。被上诉人虽未与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物资购销部签定任何书面合同,但其行为符合挂靠经营的特征,属于事实挂靠,主体适格。上诉人在一、二审期间对欠条所载明的时期发生过购销陶瓷的业务活动,立写欠条后交由被上诉人收持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上诉人只是提出其作为南海市建筑工程公司102队的雇员发生购销陶瓷的业务活动,该笔欠款应属单位债务,不是上诉人个人债务作为反驳理由。佛山市石湾区工业开发总公司亦出具证明,证明该欠条所列款项与其无关。上诉人在发生购销陶瓷活动后立写欠条确认欠款事实,并将欠条交由被上诉人收持,在上诉人没有举出被上诉人非法取得欠条的情况下,本院确认被上诉人合法取得欠条,即债权凭证。本院根据欠条所载明的内容,证明的内容,上诉人确认购销陶瓷行为的陈述以及被上诉人合法持有债权凭证的事实,综合认定被上诉人是讼争款项的债权人,有权请求上诉人清偿到期债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与南海建筑工程公司存在劳动雇佣关系,上诉人与南海建筑工程公司施工队内部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应由其他单位或个人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该次购销活动承担法律后果。故对上诉人提出该笔欠款属于单位债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中山某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张槎针织厂,住所地佛山市张槎纺织工业中心。法定代表人庞兆权,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叶贵明,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嘉昌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三角镇新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陈秀欢,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小东、陈耀初,该司员工。上诉人佛山市张槎针织厂(下称张槎针织厂)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化工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嘉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03)佛禅法民二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查明:中山嘉昌公司与张槎针织厂从2000年初开始有买卖化工原料的业务往来,由张槎针织厂向中山嘉昌公司购买化工原料,至2001年7月,张槎针织厂收取中山嘉昌公司化工原料货值207051元。2001年7月,因中山嘉昌公司、霍志文等单位和个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后该案被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被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到张槎针织厂调查取证时扣押了上述欠款中的129011元作为赃款。在扣押当日,张槎针织厂向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作出情况报告,称“与中山嘉昌公司在1999年底有业务往来,至2001年5月止共购进化工原料货值292641元,2001 年3月前共购进化工原料货值163630元,款项已付给香港嘉昌公司,2001年3月后购进的化工原料货值129011元,款项至今未付。”。扣除被扣押的款项,张槎针织厂尚欠78040元。2003年4月25日,中山嘉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槎针织厂偿还拖欠的货款78040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10407元(从2001年7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暂计至2003年4月1日止),并承担诉讼费。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中山嘉昌公司在业务往来中使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与手续,但与张槎针织厂发生业务往来的实际为中山嘉昌公司,对此已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双方之间的行为已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其中双方买卖走私货物的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但因上述行为已受到刑事处罚,有关款项予以收缴,故不再另行制裁。除走私货物外,双方买卖的其他货物,未有证据证明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流通的货物,故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张槎针织厂收货后未能支付货款属违约,中山嘉昌公司请求支付货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至于延期还款违约金,按照法律规定,合同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诉讼中,张槎针织厂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而中山嘉昌公司陈述付款期为收货后45日,按照法律规定,中山嘉昌公司的陈述构成自认,予以确认。依据中山嘉昌公司提交的证据,双方最后一次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发生在 2001年5月7日,故中山嘉昌公司请求从2001年7月1日起计算延期还款违约金,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张槎针织厂应在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向中山嘉昌公司支付货款78040元,并支付违约金(2001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止以日息万分之二点一计算)。逾期履行,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3元,由张槎针织厂承担。上诉人张槎针织厂不服原判,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不具有一审原告的适格性,不能作为一审原告。一审所依据的中山市中级法院和广东省高级法院两份刑事判决和《扣押物品文件清单》都没有说明所有以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发生的业务实际上都属于被上诉人。相反,被上诉人所有借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走私货物的行为已受到刑事制裁,中山海关没有也无法就本案涉及的业务追究被上诉人,正是因为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与被上诉人无关。因此,被上诉人不能作为一审原告。实际上,送货单、香港嘉昌公司开出的收据和上诉人开出的收据等证据都说明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主体是香港嘉昌公司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二、香港嘉昌公司作为供货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没有参加本案诉讼,必然会影响本案的公正判决。本案一审中,不仅完全剥夺了香港嘉昌公司的诉权,也剥夺了上诉人的部分诉权,因为上诉人曾向香港嘉昌公司支付多笔货款及质量问题的处理等,足以说明上诉人与香港嘉昌公司之间已款货两清。三、结合中山海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于清娥出具的4份收据及相关的送货回单看,中山海关只将其中2001年3月6日至同年5月21日的货款认定为赃款,有两种可能:一是此前的送货与被上诉人无关,另一是此前的送货货款(中山海关认为应记在被上诉人名下部分)已结清。因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全部诉讼费。上诉人张槎针织厂对其上述陈述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供了2001年6月6日支付30030元给香港嘉昌公司的支票存根,用以证明其上述所提。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公司提交了三张送货单及明细表,用以证实上诉人张槎针织厂支付的30030元是付这三张送货单的款项。经质证,上诉人张槎针织厂对这三张送货单不予确认,但对送货单明细表“收到上诉人支付的30030元货款”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中山嘉昌公司是否本案适格的原告;二是张槎针织厂是否付清本案欠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已生效的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份针对中山嘉昌公司、霍志文等人走私普通货物所作的刑事判决内容看,中山嘉昌公司走私时是使用了香港嘉昌公司的手续,而张槎针织厂在一审中的答辩以及向中山海关所作的情况报告中,承认与中山嘉昌公司有买卖业务往来,期间曾向香港嘉昌公司付款,再加上抬头是香港嘉昌公司的送货回单及相应的收据被中山嘉昌公司所持有,以上情形表明,中山嘉昌公司是与张槎针织厂有买卖业务往来的,但在付款、开具收据等方面是借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因此,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是适格的,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中山嘉昌公司不是适格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在二审中提供的支票存根不影响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欠款已付清的主要证据是中山海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于清娥出具的4份收据。但从于清娥出具的收据内容看,是收到香港嘉昌公司开出的4张收据,收据附有送货回单号码,这些送货回单大部分在2001年3月份之后,再结合上述情况报告,张槎针织厂在被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扣押赃款当日承认2001年3月份之后的款项仍未支付,故可认定在被扣押赃款前张槎针织厂并没有付清这4张收据所示的货款,如已支付,则支付的款项加上被扣押的款项远远大于4张收据所记载的送货回单的数额,亦与上述情况报告相矛盾,因此,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其已付清欠款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3元,由佛山市张槎针织厂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振 康代理审判员 吴 行 政代理审判员 欧阳建辉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欧阳洁婷

林某试用买卖合同纠纷


【案情介绍】??

XX年3月8日,桂林某商厦为答谢广大女性的厚爱,举办了特定化妆品的试用买卖活动。活动期间,所有女性可以凭证件试用特定品牌的化妆品,试用期间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同日,林女士选用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皮肤的化妆品,并与该商厦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林女士所选用的化妆品价值800元,试用期届满时如若同意购买应向商厦支付价款,不同意购买则应归还本商厦,无须支付任何费用。试用期为20天,自交付化妆品的次日起算。林女士将自己的工作证押在了商厦。3月27日,商厦职工向林女士打电话询问其是否购买,并告知如若购买应在29日前付款,林女士只是说化妆品很适合自己的皮肤,对于是否购买未作任何表示。4月1日,林女士收到账单一份,商厦要求林女士前去付款。林女士认为自己并未表示要购买该化妆品,商厦要求前去付款实在是无稽之谈,简直是强买强卖,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商厦多次向林女士催要货款,均遭拒绝,无奈商厦向法院起诉了林女士。?

【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林女士与某商厦签订的合同属于试用买卖合同,合同的试用期为20天。根据《合同法》第171条的规定,林女士在试用期内有权决定是否购买该化妆品,而林女士在试用期届满时未作是否购买的表示,应当视为购买。因此,商厦要求其付款的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法院遂判决林女士向某商厦支付化妆品款800元。?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试用买卖的效力问题。?

试用买卖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由买受人试验或检验标的物,以买受人认可标的物为条件的买卖。试用买卖实际上是一种附条件的买卖,即只有在买受人经过一定期限内使用并承认购买后,合同才生效。在本案中,林女士与某商厦约定,林女士试用价值800元的化妆品,试用期为20天,试用期届满时如若同意购买应向商厦支付价款,不同意购买则应归还本商厦,无须支付任何费用。所以,林女士与某商厦签订的合同属于试用买卖合同。?

试用买卖合同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约定有一个试用期,在试用期内使用标的物是无偿的;二是买受人在试用期内试用后,不管是否满意,都有权拒绝购买而不承担法律上的义务。试用买卖合同的效力在于:出卖人应将标的物交给买受人试用,买受人应当接受并妥善保管、使用标的物,并应于试用期届满之前作出是否同意购买的决定。在试用买卖合同中,以买受人认可标的物为合同生效的条件,在买受人表示认可标的物之前,买卖合同未生效;只有在买受人认可标的物后,买卖合同才生效。这种认可,完全以买受人自己真实的意愿为标准,不受其他条件的限制。?

就本案而言,林女士与商厦之间的试用买卖合同的试用期为自交付化妆品的次日起20天,林女士有权在商厦交付化妆品20天内决定是否购买。但是,林女士在试用期内没有作出反应,后经商厦工作人员通知购买也未拒绝。《合同法》第171条规定: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试用期间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因此,应当视为林女士购买该化妆品,林女士与商厦签订的买卖合同发生效力,林女士应当承担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货款的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商厦要求林女士付款并没有侵犯其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但这不能适用于已生效后的试用买卖合同。试用买卖合同中的买方选择权仅限于合同生效前,在合同生效后,则不再存在这种选择权,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义务。在本案中,试用期限届满后林女士未退还化妆品,根据法律规定视为购买该化妆品,买卖合同生效,其应当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因此,商厦要求林女士付款,并不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立法宗旨。

文某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XX)渝一中民再终字第37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东阳镇下坝路59号。

法定代表人明勇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晓于,重庆市红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文敏芝,女,汉族,1984年5月17日出生,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路芳草地b区5单元302号。

委托代理人邓晓敏,女,1958年2月1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干警,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路芳草地b区5单元302号。

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勇智开发公司)与文敏芝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我院作出(XX)渝一中民终字第324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勇智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作出(XX)渝一中民监字第3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勇智开发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孙晓于、文敏芝之委托代理人邓晓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持有的合同文本与被告持有的虽有不一致之处,但双方已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是有效的合同,不一致之处应以原告持有的文本为准。被告有义务全面正确地履行。关于按合同约定开通三个花市通道的请求,由于按约履行会涉及他人的合法权益,明显是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故对原告此请求,不予支持。从合同附件五的约定,可以分析得出,相对应是针对二楼楼顶的使用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作出的约定,应当理解为一一对应关系,被告提出非一一对应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由于被告没有提出,也没有证据说明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视为有条件履行。又由于被告负有举证证明楼顶使用面积符合约定的义务,而又未举证,则本院对原告要求增加楼顶使用面积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因原告的请求不够具体,宜以9平方米先行主张。被告存在上述违约行为,对原告的利益构成损害,应当按约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提出约定的违约金特指延期交房的违约金,是对相关条款的缩小解释。由于其解释没有充分证据及理由支撑,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还提出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请求适当减低,由于被告负有举证证明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原告的损失的义务,而被告未举证,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被告勇智公司在原告文敏芝购买的沙坪坝区天陈路54号花市14号房屋的楼顶相对应位置增划9平方米的楼顶使用面积给文敏芝。二、被告勇智公司按约支付文敏芝违约金33936.60元。上述一、二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文敏芝其他诉讼请求。

原二审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文敏芝出示的临街门面图复印图应认定为系合同附件之一的分层平面图。第一、合同中第十项约定有附件一:《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及分层平面图复印件,文敏芝提交的临街门面图是合同附件即合同的组成部分。第二、文敏芝出示的临街门面图其右下角标明了工程名称天星桥市场改造工程,图名一层平面,从字面上理解,该临街门面图即为分层平面图。另外,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和陈述,可见天星桥花市只有一层,即第一层,故一层平面即天星桥花市的分层平面图。第三、作为双方约定的合同组成部分,勇智公司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此附件不是原合同约定的附图,但勇智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故应认定文敏芝提交的附图为合同附件一的附图。第四、勇智公司认为房屋产权证尚未办理,以此否定分层平面图,但由于双方明确将分层平面图作为合同附件内容,勇智公司应按约进行履行。勇智公司不能以尚未办理产权证而否认所附分层平面图,因此,文敏芝提供的临街门面图复印图应当认定为是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附件的天星桥花市的分层平面图。勇智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双方在补充规定中约定:业主享有本市场二楼与该摊位产权登记面积相对应的室外面积的使用权,故文敏芝应当享有与其购买的14号花市房屋之楼顶相一一对应面积部分的使用权。至于勇智公司认为屋顶实际使用面积有所减少,相对应只能是按比例对应,本院认为,房屋屋顶使用面积是否有所减少,不能成为对双方补充规定的内容进行另行理解的理由。并且勇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房屋屋顶使面积有所减少,故勇智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补充规定内容虽系无偿,但其系基于文敏芝购买花市商铺,为便于经营花市所需,经协商由勇智公司提供养护花木所需的场所,它是为购买者经营花市商铺所提供的必备的附属场地,不属赠与性质。故勇智公司应当按约定补划楼顶使用权面积给文敏芝使用。文敏芝请求增加楼顶使用面积不够具体,原审判决以9平方米先行主张并无不妥。合同约定由违约者按成交价格每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因合同附件系合同内容的组成,对附件内容的违反亦构成违约,勇智公司违反合同附件约定,应由其承担违约责任。勇智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迟延履行违约金,系其对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进行的缩小解释,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勇智公司申诉称:一、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确有错误,依法应予改判。原二审判决将对方出示的临街门面图复印件认定为买卖合同附件一分层平面图是错误的。文敏芝出示的临街门面图系从袁泉庚处复印所得,该图标明了袁泉庚所购商铺的位置,但没标明文敏芝所购14号商铺的位置,连编号也没有,这显然不是文敏芝与我司签订的附件。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国家主管部门的示范文本,其附件一是指标的物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及其分层平面图复印件。我司是将二手房天星桥市场分零出售,出售时的标的物的房屋所有权证尚未办理,其所附的分层平面图尚不存在,故签订合同时根本就没有附图。综上,二审判决偷换概念,将临街门面图错定为附件一分层平面图,认定临街门面图上标有的三个出入口及相关长宽数据就是天星桥市场花市出入口及相关长宽数据。据此可知,临街门面图对我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本案之依据。第二、原二审判决我司在文敏芝购买的房屋的楼顶相应位置增划9平方米的使用面积给文敏芝,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事实上也不能履行,应当予以改判。(1)双方签订的《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因有违反国家规定和未经全体业主同意,且我司属无权处分行为,故应为无效的;(2)退一步讲即使有效,我司已按要求提供了足额面积,不应再向文敏芝提供。(3)事实上,包括文敏芝购买的14号花市在内的房屋相对应的楼顶位置使用权已经全部转移给业主,再给文敏芝增划9平方米的楼顶使用面积事实上已不可能履行。第三、二审判决我司赔付的违约金系对合同和法律的曲解,是完全错误的,应予以改判。合同第六条约定违约金每日按房地产买卖成交价格的千分之一计算显然是迟延履行违约金。即使履行合同有瑕疵,没有完全履行,文敏芝接受我司移交的房屋后,我司就不应再向文敏芝赔付延迟履行违约金。

文敏芝答辩称:原二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判决正确。理由:第一、勇智公司擅自涂改双方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即将合同面积由原来的69.4平方米改为80.76平方米、将合同总金额208200元改为242800元,且没有合同规定的所附的附件,此事实已经质证,已经人民法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双方签订的《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载明该摊位业主享有本市场二楼与该摊位产权登记面积相对应的室外面积的使用权,此清楚写明相对应的面积,也就是说一一对应的面积,而勇智公司称相对应只能是按比例对应,这明显是对条款的歪曲;第三、关于违约金。合同第六条约定:违反合同约定,由违约方按成交价格的千分之一支付,此已清楚界定了。因为勇智公司把原设计的三个通道更改为二个通道,将其原宽度6.6米更改为3.315米。由此可见,勇智公司之行为减少临街通道和缩小临街通道的宽度直接损害了我所购产业本身的价值和商业使用价值。故勇智公司理应承担违约责任。

经再审查明,XX年10月29日,文敏芝与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勇智开发公司出售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54号平街一层花市14号非住宅给文敏芝,面积为69.4平方米,单价为人民币3000;XX年10月29日付108200元、12月30日付10万元;XX年12月30日移交房屋给文敏芝;在本合同登记后,勇智开发公司或文敏芝行为违反本合同约定,由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给对方,违约金每日按房地产买卖成交价格的1 计算;本物业的产权面积以房管部门最终确认的登记面积为准,双方据实结算房价款,附件一栏有《房屋所有权证》分层平面图复印件,图上标有花市三个出入口及通道位置,以及相关长宽数据;附件五栏有《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该规定除加有勇智开发公司公章外,还记载有:该摊位业主享有本市场二楼与该摊位产权登记面积相对应的室外面积的使用权,仅限于花木的养护,但不能在上面搭建任何建筑物或临时设施,不能超出建筑物允许的承重货载。此外,双方还对争议解决方式、交房标准、房地产权利归属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文敏芝按约履行了义务,勇智开发公司于XX年1月9日移交了房屋并支付了延期交房的违约金。

另查明,文敏芝购买的非住宅位于天星桥花市。花市原设计有三个出入口及相关通道,勇智开发公司交房时,第一出入口宽度从原6.6米缩小为3.315米。原第二出入口是住宅楼住户的出入口,不能通往花市。第三出入口因相关房产卖与他人,出入口被封闭,不能通往花市。为此,勇智开发公司又开通一个约2.6米的出入口方便通行。由于花市楼顶有一部分没有铺设预制板和开设上下楼梯,而使屋顶实际使用面积与文敏芝理解的屋顶面积未成一一对应关系,略有减少。

本案原一审中勘验记录表明通道为三个。

上述事实,有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签订的《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原一审勘测记录和当事人之陈述等为据。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事实和双方争执焦点,结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作如下评析:关于临街门面图是否属合同附件一的分层平面图的问题。因该图不属于与勇智公司签约时所附,且该图仅仅标明的是门面的编号、临街的通道数量,并没有标明文敏芝的名字及面积等。本案一审中组织双方到场对有几个通道和面积进行了勘测,该勘测记录表明通道口为三个,但根据双方合同的具体情况难以认定该三个出入口对该合同的订立与价格有着重大影响,故文敏芝对此之理由无事实依据,其请求不成立。根据《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的规定即:所有人和使用人对共有、共用的门厅、阳台、屋面、楼道、厨房厕所以及院路、上下水设施等,应共同合理使用并承担相应的义务;除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多占、独占。本案中,该楼室外平台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勇智公司在与文敏芝签订《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前未经得全体业主同意或授权,如果勇智公司对此的履行会涉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根据上述法规规定,勇智公司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双方所签补充规定成立,但依法不予保护。故文敏芝要求补足该楼室外平台使用面积之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于法无据,不予主张。原一、二审对此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关于违约的问题。双方买卖合同约定交房日期为XX年12月30日,而勇智公司实际交付该房屋的日期为XX年1月9日,故勇智公司迟延交房9天应按每日千分之一约定向文敏芝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原一、二审判决对违约金之起止日的计算有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XX)渝一中民终字第3245号民事判决和沙坪坝区人民法院(XX)沙民初字第1782号民事判决。

二、由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按约支付文敏芝迟延交付房屋之违约金2082元,此款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审原告文敏芝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367元、其他诉讼费400元,计1767元;本案原二审案件受理费1367元、其他诉讼费400元,计1767元;合计3534元。由文敏芝负担2473元,由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61元(双方在原一、二审中缴纳的诉讼费用,在本案执行中相互抵扣)。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虹

审 判 员 林 华

代理审判员 唐代忠

XX年 七 月 十一 日

书 记 员 李 靓

赵某与张某房屋买卖纠纷案


XX年3月20日,赵某与张某通过房屋中介公司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赵某购买张某所有的一套房屋,总价款62万元,签约当日赵某支付定金5万元,待合同履行时转为首期房款;双方应于XX年4月30日前至交易中心办理房屋转让过户手续,赵某凭交易中心审核的收件收据付清房款余额;如一方违约,应赔偿对方损失费5万元。签约当日,赵某支付给张某定金5万元。XX年4月30日,因赵某在外地办事,双方未能办理房屋转让过户手续。同年5月11日,房屋中介公司按照赵某在合同上所留地址致函赵某,称赵某4月30日前未与张某办理产权转让手续,已经违约,现张某同意延长至5月15日前办理转让手续,如再违约,后果自负。但该信函由于逾期无人具领被退回。同年5月22日,双方同至中介公司处,对3月20日签约时因时间太晚未及签名盖章的其他三份合同进行了补签,该三份合同内容与3月20日所签合同完全一致。其后,双方就继续履行合同进行磋商,张某要求赵某就逾期履行行为先补偿其1万元,然后再继续履行合同,遭到赵某拒绝。同年7月7日,赵某致函张某,要求张某于7月12日上午9时至交易中心办理房屋转让过户手续,逾期不去,视为违约。张某复函称若赵某不补偿其1万元损失,则不会与赵某履行合同,其有权另行处置房屋。7月17日,赵某再致函张某,催告其于7月21日上午9时至交易中心办理转让手续,否则由张某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张某7月18日收到该函,但未予理会。赵某遂于同年9月6日诉至法院,要求依法解除买卖合同,张某退还定金5万元,支付违约金5万元。

【审 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前往交易中心办理房屋转让手续并付清房屋余款,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鉴于张某在庭审中表示同意解除合同,遂判决本案系争合同解除,对赵某其他诉请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赵某不服提出上诉。在我院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评 析】

一、本案中哪一方构成违约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系争合同约定XX年4月30日前赵某应与张某去交易中心办理房产转让手续并支付房屋余款,而赵某在履行期限到来时未履行该义务,构成迟延履行,此即所谓期限代人催告,此时赵某构成违约。张某在赵某逾期履行后,经与中介公司磋商,并由中介公司于5月11日按照赵某在合同上所留联络地址致函赵某,催告赵某在5月15日前履行合同。尽管该函最后因逾期无人具领被退回,但仍应确认其具有催告履行的法律效力。赵某在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后,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此时张某已具备《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所规定的法定解除权行使条件,张某可选择解除合同或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本案争议发生时,适逢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房市震动较大,成交价格不断走低,张某作为房屋出卖人,继续维持合同的有效性符合其利益最大化最求,因此张某选择了向赵某索赔1万元,并以之作为继续履行合同的条件。在合同继续有效的情况下,张某也负有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在就逾期履行赔偿金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张某本可通过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要求赵某承担逾期履行违约责任,但张某却以此为由拒绝赵某继续履行合同的要求,其行为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因此张某的行为也构成了违约。综上,本案属双方违约。

二、本案中谁可行使合同解除权

在一方违约场合,违约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这是合同作为法锁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双方违约场合,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具备法定解除权行使条件时均可单方解除合同,这既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也是避免出现合同僵局(亦即合同既不能履行又不能解除之状况)的内在要求。本案中,赵某逾期履行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张某自此便可行使法定解除权。由于此时张某并无违约情形,因此若张某选择合同继续履行,赵某不得主张解除合同。其后,张某因就逾期赔偿金问题与赵某协商不成,即向赵某表示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并经赵某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属合同法上之拒绝履行,此时张某也构成了违约。《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即先期违约场合,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理,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后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另一方当事人当然可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关于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可行使法定解除权。

三、本案应由谁承担违约责任

张某在具备法定解除权行使条件后,要求赵某支付1万元赔偿金,并以此作为继续履行合同的条件。这不能作为张某放弃法定解除权的意思表示,但也不能理解为附条件的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张某的这一行为,究其真意仍在保持合同的有效性。尔后在赵某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时,张某复函称若赵某不作补偿则不会与赵某履行合同,张某的上述意思表示同样不能视为解除合同的通知。解除合同属于合同关系上的重大行为,应当以明晰而确定的方式通知对方当事人。张某的复函显然与此不符。从赵某一方来看,赵某在取得法定解除权后,尽管没有直接向张某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但其在起诉状中明确请求解除合同,解除权人因送达与契约之继续存在不相容之请求之诉状于相对人,而生解除之效力,赵某的起诉状副本即为解除合同的通知,自起诉状副本送达张某之日起,本案合同即已解除。因张某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张某理应向赵某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买卖合同:北京某铝板有限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


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北京富邦装饰铝板有限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125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街西福村1号。法定代表人高建林,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燕,北京市衡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汪春旭,北京市衡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富邦装饰铝板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前北营工业大院。法定代表人付文德,经理。委托代理人倪海涛,北京市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静,北京市建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贝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富邦装饰铝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08)石民初字第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9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魏纪明担任审判长,法官梁志雄、甄洁莹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08年10月8日以询问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丽贝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春旭、被上诉人富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倪海涛、刘静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丽贝亚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07年1月24日,丽贝亚公司与富邦公司就丽贝亚公司施工的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车站外装饰工程铝单板供应事宜签订了编号为0006-05物04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由富邦公司提供4400平方米的“富邦”牌铝单板,单价276元,总价1 214 400元。双方还特别约定:铝单板的产地是河南鑫泰铝业,油漆是韩国KCC的氟碳漆,必须保证铝板的颜色均匀一致,无色差。并约定“铝板基材、氟碳漆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环保要求。”此外,合同还约定违约责任为“出卖人如未按合同约定,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并处以最低不少于100%的罚款。”合同签订后,富邦公司实际向丽贝亚公司提供了4683.0874平方米的铝单板,总价1 292 532.12元。但丽贝亚公司在完成铝单板安装工作后,在揭掉表面保护膜的过程中,发现铝单板存在明显的色彩不均匀、色差和褪色情况。丽贝亚公司即向富邦公司通告了该情况,而富邦公司未予解决。因工期紧迫,拆除更换已不可能,丽贝亚公司只好将工程先行向建设方交付。此外,由于富邦公司提供的部分铝单板存在表面不平整,经丽贝亚公司提出异议后,富邦公司重新制作了这部分铝单板,但送至施工现场后发现仍不合格。而富邦公司此时提出,重新制作需要增加价款。在协商未果后,富邦公司便拒绝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铝单板。鉴于工期紧迫,丽贝亚公司不得已,只好从其他厂家(佛山市展浩建材有限公司)订购,并为此多支付68 557.98元。由于富邦公司一直没有向丽贝亚公司提供其所用铝板基材和氟碳漆是否与合同约定相符的相关证明,加之其所提供铝单板出现的色彩不均、褪色等现象,丽贝亚公司认为富邦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选用相关材料,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其所供铝单板根本达不到国家相应的行业标准和富邦公司自己所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已经对丽贝亚公司构成违约,故诉至法院,请求:1、要求富邦公司赔偿经济损失68 557.98元;2、富邦公司支付违约金1 292 532.12元;3、富邦公司在北京残奥会结束(2008年9月17日)后一个月,将其提供的地铁天通苑南站外墙装饰铝单板全部更换为符合合同约定和国家标准的铝单板;4、诉讼费由富邦公司承担。富邦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一、丽贝亚公司主张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表面不平整、存在明显色差和褪色从而要求富邦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成立。根据合同第9条的约定,货到工地当场验收其外观质量。富邦公司将铝单板送到工地后,丽贝亚公司已在送货单上签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实丽贝亚公司对铝单板外观质量合格予以确认。并且丽贝亚公司称该工程已被建设方验收合格,说明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无质量问题。二、丽贝亚公司提出从其他厂家订购铝单板所支付的68 557.98元货款应由富邦公司承担的主张不成立。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丽贝亚公司在富邦公司订购的铝单板是4400平方米,富邦公司实际供货4706.3353平方米,富邦公司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最后一批的供货时间是2007年5月9日,根据丽贝亚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丽贝亚公司从其他厂家购买铝单板的时间是2007年6月,也就是说,丽贝亚公司是在富邦公司已经履行完供货义务后购买的,与富邦公司无关。三、丽贝亚公司提出由富邦公司承担100%的违约金,共计1 292 532.12元,不能成立。合同第15条约定:“出卖人如未按合同约定,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并处以最低不少于100%的罚款。”该条并未约定计算的基数标准,属于约定不明,应视为没有约定。四、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承担地铁天通苑南站外墙装饰铝单板全部更换费用的诉讼请求,数额不明确且尚未发生,不能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丽贝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1月24日,丽贝亚公司与富邦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标的物:标的物名称铝单板;商标富邦;规格型号见排版图;生产厂家富邦公司;计量单位㎡;数量4400;单价276元,总价1 214 400元;铝单板产地河南鑫泰铝业;板厚为国标2.5mm,实际厚度应足2.25mm以上;油漆为韩国KCC的氟碳漆,涂层厚度为三涂,达到国标30ym以上;版面的折边2.0cm,面积按见光计算;必须保证铝单板的颜色均匀一致,无色差;以上单价为落地价(包含税金、运费、包装等各种费用);加工的排版图必须按项目管理部的排版进行,排版图必须有项目经理的签字,样板参照买受人的样块,样板必须有项目经理确认。第二条质量要求:铝板基材、氟碳漆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环保要求。第三条包装标准、包装物的提供与回收:产品的包装必须完整,每件产品都要有保护膜。第七条交付(提取)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方式、时间、地点:2007年1月30日由出卖人送货到天通苑地铁五号线工地。第八条: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运输方式及费用均由出卖人负责。第九条验收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货到工地当场验收其外观质量,抽样送国家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第十一条:出卖人对标的物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质量保证十年(由出卖人出具产品的质量保证书)。第十二条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合同签订后,首付10万元作为定金,1000㎡为一个结算批次,款项在两个工作日内必须支付,货完款清。第十四条合同解除条件:合同随着双方义务的解除而解除。第十五条出卖人违约责任:出卖人如未按合同约定,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并处以最低不少于100%的罚款。买受人违约责任:买受人在出卖人产品质量保证及工期保证的情况下,如未按约定付款,耽误工期由买受人负责。合同签订后,富邦公司依约向丽贝亚公司提交由其负责人签字的铝单板样板,并由丽贝亚公司予以保管,并按合同约定按期向丽贝亚公司提供铝单板4683.0874平方米,总价款为 1 292 532.12元,丽贝亚公司对上述铝单板予以签收,用于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外墙装饰。后丽贝亚公司继续要求富邦公司供应相应铝单板,但双方对于铝单板价格产生异议,未达成一致。丽贝亚公司从其他公司订购价值68 557.98元的铝单板,同样用于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的装饰。现该工程已投入使用。丽贝亚公司现在以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颜色不均、褪色为由诉至该院,要求支付违约金、赔偿相应损失。诉讼中,丽贝亚公司向该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颜色不均和褪色问题予以鉴定,经双方同意,委托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对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进行鉴定,后因丽贝亚公司未能提供双方认可的铝单板样品,导致铝单板无法进行鉴定。后丽贝亚公司撤回申请,不再要求对铝单板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丽贝亚公司与富邦公司于2007年1月24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的外观和质量是否违反合同的约定,存在质量问题,承担违约责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第一、依据合同约定,丽贝亚公司应在铝单板送到工地后对其外观质量予以验收,并抽样送国家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从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看,丽贝亚公司从收到第一块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到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的外观装饰完工,均在送货单上签收而未对铝单板的外观质量提出异议,故应认定丽贝亚公司对铝单板的外观是认可的。第二,因丽贝亚公司未提供由其保管、双方认可的铝单板样品,从而导致无法认定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铝单板质量,对此,丽贝亚公司应承担责任。第三,丽贝亚公司主张铝单板存在质量问题,而富邦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成立。虽丽贝亚公司提出对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进行鉴定的申请,但其不能提供双方认可的样品而导致无法进行鉴定,后又撤回鉴定申请。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不预交鉴定费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四,丽贝亚公司用于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外观装饰材料中,还使用其他生产厂家的铝单板,但其他生产厂家的铝单板质量是否符合其与富邦公司合同约定的样品或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外观颜色是否与富邦公司一致,丽贝亚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而未提交,故其主张富邦公司铝单板出现颜色不均、褪色等现象的理由不成立,缺乏证据支持。第五,富邦公司向丽贝亚公司实际提供铝单板4683.0874平方米,已超过合同约定4400平方米,其已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约定的提供铝单板的义务。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继续提供铝单板,对超出合同约定数量的铝单板,富邦公司提出新的价格与丽贝亚公司进行协商,在双方对铝单板新价格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向其他公司订购价值68 557.98元铝单板的行为,富邦公司无需承担义务且不构成违约。故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68 557.98元的请求,于法无据。第六,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已经投入使用,且丽贝亚公司自己称已通过建设方验收,现丽贝亚公司主张全部更换并由富邦公司承担相关费用,既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经济活动遵循的经济节俭原则,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丽贝亚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富邦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其销售铝单板存在质量问题,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丽贝亚公司的诉讼请求。丽贝亚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既没有查明事实,也没有认真审查证据,对丽贝亚公司提供的照片、录像资料等可以直接证明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重要证据,竟然在判决中只字未提,而最后作出“丽贝亚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富邦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其销售铝单板存在质量问题”的结论,明显偏袒富邦公司,并加重了丽贝亚公司的举证责任。据此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难以服人。双方在合同中对铝单板的颜色要求和效果都有明确而具体的约定。但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在安装接膜后就发现存在颜色不均、色差明显等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褪色现象日益加重。这是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对此,丽贝亚公司在一审提供了照片、录像资料等证据加以证明。虽然富邦公司对照片和录像不认可,但并没有提出任何相反证据进行反驳。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该照片和录像的证明效力应当得到确认。但是,一审法官不但对丽贝亚公司的证据不予确认,对丽贝亚公司提出的现场勘验申请也不予准许,甚至在判决中对这一重要问题避而不谈。二、富邦公司违约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指定的铝单板材和氟碳漆。合同中明确约定:“铝单板的产地:河南鑫泰铝业;油漆为韩国KCC的氟碳漆”。由于色差和褪色问题严重,在一审中,丽贝亚公司对富邦公司是否采用合同约定的铝单板和氟碳漆提出质疑,富邦公司虽然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其证据都是复印件,无法确定真实性,并且这些证据本身也无法证明富邦公司采用了合同约定的铝单板和氟碳漆。仅从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富邦公司没有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明显存在违约行为。但是,一审判决对此只字未提。三、一审法院对以上两个认定富邦公司是否违约以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关键问题没有认真予以审查,而将重点放在丽贝亚公司提供的两块铝单板样板上,先是在审理查明部分称:“合同签订后,富邦公司依约向丽贝亚公司提交由其负责人签字的铝单板样板……”,之后又认定丽贝亚公司“不能提供双方认可的样品而导致无法进行鉴定”,这种认定没有依据。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富邦公司向丽贝亚公司提交了由其负责人签字的铝单板样板,不知一审法院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事实”?其次,无法进行鉴定的原因是鉴定机构做不了相关的鉴定,因此,丽贝亚公司才没有继续坚持鉴定。而一审判决中却将没有进行鉴定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丽贝亚公司,明显是歪曲事实,加重丽贝亚公司的责任。况且,丽贝亚公司申请鉴定针对的是色差和褪色问题,而对铝板颜色所需达到的效果,合同中有明确而细致的约定,即“必须保证铝板的颜色均匀一致,无色差”。对此,无论是基于通常人的理解,还是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都是以人的肉眼感官为第一判断依据。因此,如果鉴定机构无法鉴定,也可以到现场进行勘验,以确认是否存在颜色不均和褪色现象。这是确定富邦公司违约与否的重要依据,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而一审法院对丽贝亚公司提出的现场勘验申请,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不予准许。可见,一审法院没有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审理本案。第三,合同约定样板是为了确定氟碳漆的颜色,并使合同中对铝单板颜色和效果的约定更加直观,所以才约定“样板参照买受人的样块”,而富邦公司是样板的提供者,其提供的样板只有经丽贝亚公司的认可才有效,因而合同中“样板必须有项目经理确认”指的是丽贝亚公司的项目经理对样板确认,并不是富邦公司在样板上签字。事实上,富邦公司提供的样板也只是在背面贴了富邦公司的标签,并没有盖章和签字。丽贝亚公司的项目经理在一审时也出庭确认两块样板就是富邦公司当初提交的样板。因此,一审法院对样板应当予以确认。四、一审法院认定:“富邦公司向丽贝亚公司提供铝单板4683.0874平方米,已超过合同约定4400平方米,其已全面适当地履行了合同约定提供铝单板的义务。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继续提供铝单板,对超出合同约定数量的铝单板,富邦公司提出新的价格与丽贝亚公司进行协商,在双方对铝单板新价格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向其他公司订购价值68 557.98元铝单板的行为,富邦公司无需承担义务且不构成违约。”这种认定不符合事实。首先,合同约定的4400平方米是预估的数量,在履行中都是以实际供货数量进行最终结算,这也是富邦公司无法否认的事实。否则,富邦公司也不会向丽贝亚公司实际提供4683.0874平方米的铝单板。在施工工程中,订购装饰材料时明确约定单价和预估总价,并最终以实际发生数量进行结算是通常的做法。而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和查明实际情况,呆板地认为超过4400平方米就是“全面适当履行了合同义务”,这是对合同条款的曲解。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富邦公司就必须在2007年1月30日向丽贝亚公司提供4400平方米的铝单板,否则就构成违约了。其次,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继续提供铝单板,是因为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不符合合同约定而要求富邦公司将不合格的铝单板重新制作后提供,并非要求富邦公司提供额外的铝单板。此种情况属于富邦公司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丽贝亚公司有权要求富邦公司提供合乎约定的铝单板,富邦公司也必须根据丽贝亚公司的要求重新制作,而无权要求增加价款。因此,在富邦公司拒绝提供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迫于工期紧急,不得已向其他厂家订购铝单板支付的费用,属于因富邦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富邦公司承担。综上所述,富邦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给丽贝亚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依约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事实,所作判决缺乏事实依据。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丽贝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富邦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但其在本院询问中口头答辩称:丽贝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质量不合格是丽贝亚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但一审中,丽贝亚公司放弃了对铝单板质量进行鉴定的请求,所以,富邦公司的产品质量合格。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月24日,丽贝亚公司与富邦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一、标的物:富邦公司供给丽贝亚公司“富邦”牌铝单板4400平方米,用于丽贝亚公司在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的外墙装饰工程,每平方米276元,总价款1 214 400元。铝单板产地是河南鑫泰铝业,油漆应是韩国KCC氟碳漆。铝单板的颜色必须均匀一致,无色差。样板参照买受人提供的样板。二、验收方法:货到工地当场验收外观质量,抽样送国家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三、质量保证期:十年。四、违约责任:出卖人如未按合同约定,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并处以最低不少于100%的罚款。买受人在出卖人产品质量得到保证及工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未按约付款,耽误工期由买受人自负。合同签订后,富邦公司供给丽贝亚公司“富邦”牌铝单板4683.0874平方米。丽贝亚公司给付了大部分货款。2007年6月13日,丽贝亚公司从佛山市展浩建材有限公司购买了价值68 557.98元的铝单板。另查:一、双方签订合同前,富邦公司曾将铝单板的样品提供给了丽贝亚公司,丽贝亚公司委托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对样品进行了检验,色差一项是符合要求的,但双方未对该样品进行封存。一审期间,丽贝亚公司出示了样品,但富邦公司否认丽贝亚公司出示的样品是其提供给丽贝亚公司的样品。二、一审期间,丽贝亚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存在的色差和褪色是否符合国家标准问题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就此与双方共同指定的鉴定单位——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电话取得联系,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答复,导致色差和褪色的因素很多,无法作出鉴定结论。在一审法院告知了双方当事人无法进行鉴定的情况后,丽贝亚公司撤回了鉴定申请,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2000年12月1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业行业标准——建筑用铝型材、铝板氟碳涂层》(JG/T 133—2000)的规定,色差是可以通过目视检测的,无需通过专业机构鉴定,故请求一审法院进行现场勘验。一审法院以丽贝亚公司的申请不符合《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十七条的规定为由,驳回了丽贝亚公司的勘验申请。本院认为:一、富邦公司就铝单板色差现象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第9条约定:“货到工地当场验收外观质量,抽样送国家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依该约定,丽贝亚公司对外观质量的检验期是“当场验收”。色差现象属于外观质量(正如丽贝亚公司所称,靠目测即可发现),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因丽贝亚公司未当场对外观质量提出异议,视为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外观质量合格。虽然丽贝亚公司强调铝单板的色差现象只有在揭掉保护膜并安装之后,通过整体效果才能发现,但丽贝亚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使本院相信,其所述是能够发现色差的方法。即便如其所述,在该条款未被撤销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也只能接受这种对其不利的约定。二、富邦公司就铝单板褪色现象是否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一审法院2008年4月15日与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的通话记录,导致褪色的原因很多,这就需要丽贝亚公司证明褪色现象是因为富邦公司的货物质量造成,即与富邦公司的货物质量存在因果关系,在未就此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此上诉意见不能支持。基于上述两点,一审法院进行现场勘验无法律意义,驳回勘验申请正确。三、就铝单板的用料,富邦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该举证责任在富邦公司。富邦公司在一审就氟碳漆问题提供了与常州市金高丽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KCC氟碳漆的合同、常州市金高丽物资有限公司的涂料发货单及常州市金高丽物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发票,丽贝亚公司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真实性的上诉意见,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本院不予支持。就关联性,依丽贝亚公司一审陈述,其提出:1、富邦公司签订购买氟碳漆合同在前,涉案合同签订在后;2、发货单和发票不能一一对应。本院认为,仅从发货单时间看,富邦公司进货在2007年1月31日至4月21日,均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后和富邦公司实际交货期间,富邦公司就此问题的举证基本充分,丽贝亚公司上述陈述,不能使本院认定富邦公司仍需继续举证,证明责任转移至丽贝亚公司。丽贝亚公司未提出反证,此上诉意见不能支持。富邦公司一审就其板材来源提供了河南鑫泰铝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发票和产品质量证明书。丽贝亚公司未对发票真实性提出异议,对真实性的上诉,本院以上述相同理由不予支持。丽贝亚公司对产品质量证明书真实性的上诉,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本院支持。丽贝亚公司一审就发票的关联性提出:不能反映具体的发货日期,不能证明用于履行涉案合同。本院认为,一般而言,供货或与付款同时履行,或先于付款履行,付款同时应当开具发票。富邦公司提交的发票,开票日期在2007年2月2日至4月26日,基本可以证明富邦公司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后和富邦公司实际交货期间购买了合同约定的板材是用于履约。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七千零五十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七千零五十元,均由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纪明代理审判员 梁志雄代理审判员 甄洁莹二 ○ ○ 八 年 十二 月 八 日书 记 员 王 晴

买卖合同:郴州市某化妆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市日用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化妆品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同心路日升大厦19号。法定代表人李秋英,董事长。诉讼代理人颜诗友,该公司业务经理。诉讼代理人郭建军,湖南民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劳鉴尧,男,汉族,1936年6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劳村壶五村民小组,系顺德市乐从镇中实卫生用品厂(以下简称中实卫生用品厂)业主。诉讼代理人劳柱锦,系中实卫生用品厂经理。诉讼代理人欧阳锦辉,广东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顺德市人民法院(2002)顺法经初字第3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03年2月26日受理后,于同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颜诗友和郭建军、被上诉人劳鉴尧的诉讼代理人劳柱锦和欧阳锦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查明:劳鉴尧按郴州化妆品公司要求分别于2001年9月7日、12月7日,2002年5月26日三次提供“莉莉”卫生巾系列产品给郴州化妆品公司在郴州市销售,价值合计55902元。郴州化妆品公司收货后只支付了货款10000元,尚欠45902元。经劳鉴尧追收未果,遂于2002年11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郴州化妆品公司清还货款45902元及利息(从2001年9月7日至清还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利率计算);赔偿经济损失25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郴州化妆品公司负担。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劳鉴尧与郴州化妆品公司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郴州化妆品公司收取劳鉴尧的货物后,没有支付全部货款,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劳鉴尧诉求郴州化妆品公司清还货款的请求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但请求赔偿经济损失2500元,因查明其提供的证据与案件诉争标的不具有关联性,属另一法律关系,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劳鉴尧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郴州化妆品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劳鉴尧支付货款45902元及利息(从2001 年9月7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劳鉴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50元,由劳鉴尧负担50 元,郴州化妆品公司负担1900元。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劳鉴尧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郴州化妆品公司于2001年9月5日与中实卫生用品厂欧阳灵签订了《销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代理经销“莉莉”卫生巾系列产品,与劳鉴尧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即劳鉴尧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应对劳鉴尧的起诉予以驳回。二、本案不适用简易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必须是“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而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明确指出,所谓“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本案一审中,郴州化妆品公司收取有关法律文书后,当即去函一审法院,告知郴州化妆品公司与劳鉴尧之间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可一审法院仍按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而严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三、本案不能进行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适用缺席判决的条件是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而在本案一审期间,郴州化妆品公司已书面向法院阐述了与劳鉴尧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劳鉴尧主体资格不符等正当理由,可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理,给予回复,并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缺席判决。综上所述,由于一审严重违反了法律程序,把郴州化妆品公司与中实卫生用品厂的经济往来关系混淆为郴州化妆品公司与劳鉴尧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因而使事实认定错误,从而严重侵犯了郴州化妆品公司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判决本案发回重审,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郴州化妆品公司的合法权益。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有: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份。2、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1份;特快专递邮件收据1份;2002年11月30 日,郴州化妆品公司给原审法院的函1份。3、销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各1份。4、2001年12月12日、2002年6月8日、2002年3月20日欧阳灵收款收据各1份。5、进场费发票3份。6、商品退货单5份。以上证据材料,据以证实其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劳鉴尧答辩称:一、劳鉴尧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劳鉴尧是中实卫生用品厂的业主,该厂是经过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依据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本案中,劳鉴尧以个人名义起诉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中实卫生用品厂分别于2001年9月7 日、2001年12月7日、2002年5月26日发货给郴州化妆品公司,郴州化妆品公司在提货单上签收,因此,郴州化妆品公司所说的与劳鉴尧未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是不真实的陈述。二、本案的审理程序是合法的。原审法院在受理此案后,经过审查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而适用简易程序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采用什么程序审理案件,是法院的职权,当事人无权提出异议。郴州化妆品公司在收到开庭传票后,没有向法院说明正当理由就无故不出席庭审,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依法作出缺席判决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郴州化妆品公司上诉无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劳鉴尧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根据上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结合一、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因此确认了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与中实卫生用品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已为双方所确认,本院予以认定。由于中实卫生用品厂是个体工商户,业主是劳鉴尧,根据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的规定,劳鉴尧可作为本案原告起诉请求郴州化妆品公司支付尚欠货款45902元。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收到一审法院发出的开庭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缺席判决并无不妥。因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据此,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正确。至于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上述证据,因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故上述证据属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即不属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新证据的范畴,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元,由上诉人郴州市日用化妆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振 康代理审判员 雷 启 忠代理审判员 欧阳建辉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 儒 峰

郴州市某化妆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XX)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市日用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化妆品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同心路日升大厦19号。

法定代表人李秋英,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颜诗友,该公司业务经理。

诉讼代理人郭建军,湖南民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劳鉴尧,男,汉族,1936年6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劳村壶五村民小组,系顺德市乐从镇中实卫生用品厂(以下简称中实卫生用品厂)业主。

诉讼代理人劳柱锦,系中实卫生用品厂经理。

诉讼代理人欧阳锦辉,广东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顺德市人民法院(XX)顺法经初字第3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XX年2月26日受理后,于同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颜诗友和郭建军、被上诉人劳鉴尧的诉讼代理人劳柱锦和欧阳锦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劳鉴尧按郴州化妆品公司要求分别于XX年9月7日、12月7日,XX年5月26日三次提供莉莉卫生巾系列产品给郴州化妆品公司在郴州市销售,价值合计55902元。郴州化妆品公司收货后只支付了货款10000元,尚欠45902元。经劳鉴尧追收未果,遂于XX年11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郴州化妆品公司清还货款45902元及利息(从XX年9月7日至清还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利率计算);赔偿经济损失25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郴州化妆品公司负担。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劳鉴尧与郴州化妆品公司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郴州化妆品公司收取劳鉴尧的货物后,没有支付全部货款,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劳鉴尧诉求郴州化妆品公司清还货款的请求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但请求赔偿经济损失2500元,因查明其提供的证据与案件诉争标的不具有关联性,属另一法律关系,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劳鉴尧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郴州化妆品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劳鉴尧支付货款45902元及利息(从XX 年9月7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劳鉴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50元,由劳鉴尧负担50 元,郴州化妆品公司负担1900元。

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劳鉴尧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郴州化妆品公司于XX年9月5日与中实卫生用品厂欧阳灵签订了《销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代理经销莉莉卫生巾系列产品,与劳鉴尧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即劳鉴尧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应对劳鉴尧的起诉予以驳回。二、本案不适用简易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必须是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明确指出,所谓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本案一审中,郴州化妆品公司收取有关法律文书后,当即去函一审法院,告知郴州化妆品公司与劳鉴尧之间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可一审法院仍按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而严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三、本案不能进行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适用缺席判决的条件是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而在本案一审期间,郴州化妆品公司已书面向法院阐述了与劳鉴尧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劳鉴尧主体资格不符等正当理由,可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理,给予回复,并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缺席判决。综上所述,由于一审严重违反了法律程序,把郴州化妆品公司与中实卫生用品厂的经济往来关系混淆为郴州化妆品公司与劳鉴尧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因而使事实认定错误,从而严重侵犯了郴州化妆品公司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判决本案发回重审,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郴州化妆品公司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有: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份。2、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1份;特快专递邮件收据1份;XX年11月30 日,郴州化妆品公司给原审法院的函1份。3、销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各1份。4、XX年12月12日、XX年6月8日、XX年3月20日欧阳灵收款收据各1份。5、进场费发票3份。6、商品退货单5份。以上证据材料,据以证实其上诉主张。

被上诉人劳鉴尧答辩称:一、劳鉴尧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劳鉴尧是中实卫生用品厂的业主,该厂是经过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本案中,劳鉴尧以个人名义起诉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中实卫生用品厂分别于XX年9月7 日、XX年12月7日、XX年5月26日发货给郴州化妆品公司,郴州化妆品公司在提货单上签收,因此,郴州化妆品公司所说的与劳鉴尧未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是不真实的陈述。二、本案的审理程序是合法的。原审法院在受理此案后,经过审查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而适用简易程序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采用什么程序审理案件,是法院的职权,当事人无权提出异议。郴州化妆品公司在收到开庭传票后,没有向法院说明正当理由就无故不出席庭审,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依法作出缺席判决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郴州化妆品公司上诉无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劳鉴尧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根据上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结合一、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因此确认了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与中实卫生用品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已为双方所确认,本院予以认定。由于中实卫生用品厂是个体工商户,业主是劳鉴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的规定,劳鉴尧可作为本案原告起诉请求郴州化妆品公司支付尚欠货款45902元。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收到一审法院发出的开庭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缺席判决并无不妥。因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据此,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正确。至于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上述证据,因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故上述证据属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即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新证据的范畴,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郴州化妆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元,由上诉人郴州市日用化妆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振 康

代理审判员 雷 启 忠

代理审判员 欧阳建辉

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儒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