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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试用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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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XX年3月8日,桂林某商厦为答谢广大女性的厚爱,举办了特定化妆品的试用买卖活动。活动期间,所有女性可以凭证件试用特定品牌的化妆品,试用期间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同日,林女士选用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皮肤的化妆品,并与该商厦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林女士所选用的化妆品价值800元,试用期届满时如若同意购买应向商厦支付价款,不同意购买则应归还本商厦,无须支付任何费用。试用期为20天,自交付化妆品的次日起算。林女士将自己的工作证押在了商厦。3月27日,商厦职工向林女士打电话询问其是否购买,并告知如若购买应在29日前付款,林女士只是说化妆品很适合自己的皮肤,对于是否购买未作任何表示。4月1日,林女士收到账单一份,商厦要求林女士前去付款。林女士认为自己并未表示要购买该化妆品,商厦要求前去付款实在是无稽之谈,简直是强买强卖,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商厦多次向林女士催要货款,均遭拒绝,无奈商厦向法院起诉了林女士。?

【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林女士与某商厦签订的合同属于试用买卖合同,合同的试用期为20天。根据《合同法》第171条的规定,林女士在试用期内有权决定是否购买该化妆品,而林女士在试用期届满时未作是否购买的表示,应当视为购买。因此,商厦要求其付款的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法院遂判决林女士向某商厦支付化妆品款800元。?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试用买卖的效力问题。?

试用买卖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由买受人试验或检验标的物,以买受人认可标的物为条件的买卖。试用买卖实际上是一种附条件的买卖,即只有在买受人经过一定期限内使用并承认购买后,合同才生效。在本案中,林女士与某商厦约定,林女士试用价值800元的化妆品,试用期为20天,试用期届满时如若同意购买应向商厦支付价款,不同意购买则应归还本商厦,无须支付任何费用。所以,林女士与某商厦签订的合同属于试用买卖合同。?

试用买卖合同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约定有一个试用期,在试用期内使用标的物是无偿的;二是买受人在试用期内试用后,不管是否满意,都有权拒绝购买而不承担法律上的义务。试用买卖合同的效力在于:出卖人应将标的物交给买受人试用,买受人应当接受并妥善保管、使用标的物,并应于试用期届满之前作出是否同意购买的决定。在试用买卖合同中,以买受人认可标的物为合同生效的条件,在买受人表示认可标的物之前,买卖合同未生效;只有在买受人认可标的物后,买卖合同才生效。这种认可,完全以买受人自己真实的意愿为标准,不受其他条件的限制。?

就本案而言,林女士与商厦之间的试用买卖合同的试用期为自交付化妆品的次日起20天,林女士有权在商厦交付化妆品20天内决定是否购买。但是,林女士在试用期内没有作出反应,后经商厦工作人员通知购买也未拒绝。《合同法》第171条规定: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试用期间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因此,应当视为林女士购买该化妆品,林女士与商厦签订的买卖合同发生效力,林女士应当承担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货款的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商厦要求林女士付款并没有侵犯其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但这不能适用于已生效后的试用买卖合同。试用买卖合同中的买方选择权仅限于合同生效前,在合同生效后,则不再存在这种选择权,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义务。在本案中,试用期限届满后林女士未退还化妆品,根据法律规定视为购买该化妆品,买卖合同生效,其应当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因此,商厦要求林女士付款,并不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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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XX)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宝柏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南头镇穗西工业二区。

法定代表人潘银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正熙,男,汉族,1974年5月16日出生,住中山市南头镇镇政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欣,女,汉族,1970年5月2日出生,住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中区凤山东路6号德业大厦三座,系顺德市伦教区熹涌永宏制罐厂业主。

委托代理人陈业方,广东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山市宝柏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宝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XX)顺法民二初字第3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XX年8月至11月间,宝柏公司与李欣开办的个体企业顺德市伦教区熹涌永宏制罐厂(下称永宏厂)签订了多份销售合同及送货凭证,约定由宝柏公司向永宏厂购买包装罐。期间,宝柏公司共收到价值为174705.40元的包装罐。后经李欣追收未果,遂于XX年10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宝柏公司立即偿还拖欠的货款174705.40元,并承担诉讼费。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宝柏公司与李欣开办的个体企业永宏厂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宝柏公司收取李欣的货物,没有履行付款的义务,显属违约,应负向李欣支付尚欠货款174705.40元的责任。李欣起诉有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宝柏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欣支付货款174705.40元。案件受理费5010元,由宝柏公司负担。

上诉人宝柏公司不服原判,上诉称:一、一审以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为由认定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的事实,这与证据审查原则相违背,是错误的。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为被告请求清还货款,须举证证实其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上诉人欠货款的事实。但被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没有上诉人的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没有委托签订合同和签收货物的委托手续,不能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上,证据上的签字人的行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没有委托他们签订合同及签收货物,此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的定案依据。二、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且没有收取被上诉人的货物,上诉人没有委托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上的花、桂花、婵、潘新和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及签收货物,这些人与被上诉人发生的民事行为,是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三、由于塞车原因,上诉人迟到10分钟到庭,却被一审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为由,变相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权,程序不合法。因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宝柏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未提供新证据。

被上诉人李欣答辩称:一、送货凭证上的签收人员是上诉人的员工,是履行签收货物的行为,其中潘新和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潘银芯的弟弟。二、对于送货凭证上的签收人员是上诉人的员工的事实,在上诉人欠其他人的案件中,已被佛山中级法院作出的(XX)佛中法民二终字第631号生效判决所确认。三、上诉人在一审确定的开庭时间内因迟到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权,责任完全由其自负,一审作出的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欣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供了本院(XX)佛中法民二终字第631号生效判决书。

本院认为:从上诉和答辩的内容看,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被上诉人李欣提交的销售合同书及送货凭证、入库单来看,上面注明送货单位是永宏厂,购货单位是宝柏公司,并有潘新和、花、桂花、婵等人签收。其中,花、桂花、婵签收的单据与另案即本院(XX)佛中法民二终字第631号生效判决的单据的格式一致,该终审判决已认定花、桂花、婵等人是宝柏公司的员工,故可适用于本案。对于 潘新和签名的销售合同书及送货凭证,宝柏公司虽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供公司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等证据予以反驳,相反,潘新和 签名的销售合同书及送货凭证与婵等人签名的入库单是相对应的,而婵等人又是宝柏公司的员工。因此,可以认定潘新和也是宝柏公司的员工,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宝柏公司承担。至于宝柏公司上诉提出的程序问题,由于其不按时到庭,一审据此作出判决并无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李欣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证实永宏厂与宝柏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宝柏公司欠李欣货款174705.40元的事实清楚,应予清偿。宝柏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10元,由中山市宝柏化工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振 康

代理审判员 吴 行 政

代理审判员 欧阳建辉

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欧阳洁婷

买卖合同纠纷


上诉人四川荣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明中宇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XX)昆民四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XX年1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XX年3月5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荣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贾志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岳威、吴念胜,被上诉人中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文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事实是:XX年4月30日,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签订《车辆购置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即中宇公司)将属本公司产权的十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作价每辆585000元,共计585万元转让给乙方(即荣星公司)。并由乙方继续在甲方进行卷烟运输经营。荣星公司共计支付款项236万元,中宇公司已将全部车辆交与荣星公司。XX年12月23日,云南中烟物资配套公司(以下简称中烟物资公司)受中宇公司委托,与云南玉溪宏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程公司)、荣星公司形成《会议纪要》,其中第一条约定中烟物资公司决定从XX年起停止卷烟省外公路运输经营业务,荣星公司挂靠中宇公司的十辆沃尔沃拖车全部转户到宏程公司,由宏程公司管理;第二条约定由中烟物资公司与玉溪红塔集团协商,将中烟物资公司原有的红塔集团5%卷烟公路运输业务转给宏程公司承运;第三条约定荣星公司欠中宇公司345万元由宏程公司代偿315万元,还款分两次,会议纪要签字还200万元,其余115万元在XX年6月30日以前偿还。余款39万元由荣星公司在XX年3月份以前归还。第四条约定宏程公司与荣星公司的挂靠、管理关系,由宏程公司和荣星公司自行协商后签订协议。第六条约定荣星公司所有车辆解除与中宇公司、昆明瀚宇烟草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宇公司)的车辆户头挂靠及业务挂靠关系,由荣星公司办理车辆转户手续。荣星公司与中宇公司和瀚宇公司之间的所有挂靠协议自XX年2月1日起终止。XX年12月30日,宏程公司向中宇公司支付200万元;XX年3月6日,中宇公司出具收款发票,认可收到宏程公司的200万元是其代荣星公司支付的货款。XX年12月23日,宏程公司与荣星公司签订《汽车加盟挂靠合同》(以下简称《挂靠合同》)。XX年3月25日,为解决中宇公司、宏程公司和荣星公司的纠纷,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协商,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荣星公司购买了车辆以后对集装箱箱子进行加装,支付435000元。此外,本案诉争的十辆沃尔沃车购于XX年4月,新车价格为152500元(车头以及半挂车)一台。荣星公司原名称为四川绵阳荣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中宇公司后以荣星公司拒不支付尚欠货款并拒绝履行《会议纪要》中约定的车辆转户义务已构成违约为由诉请判令:1、解除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于XX年4月3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解除XX年12月23日《会议纪要》中所有涉及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的十辆沃尔沃所约定的条款。2、荣星公司返还中宇公司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3、荣星公司赔偿中宇公司车辆折旧费1755000元。4、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尚未明确具体数额)由星宇公司承担。

荣星公司则以中宇公司违约为由反诉请求:1、中宇公司退还多收购车款79万元;2、中宇公司支付为十辆劳尔牌半挂车制作的集装箱箱子款43.5万元;3、中宇公司支付为十辆劳尔牌半挂车制作的低平板板子款63.5万元;4、中宇公司支付为十辆劳尔牌半挂车制作更换的轮胎款13.76万元;5、中宇公司支付为十辆劳尔牌半挂车车辆购置税54270元;6、中宇公司因其违约赔偿损失包括车辆养路费、运管费653760元,车辆保险费17.9万元;7、中宇公司承担本案本诉及反诉的所有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数额尚未确定);8、中宇公司承担已收取的购车款的利息44628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解除《转让合同》以及《会议纪要》部分条款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现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解除合同,故对中宇公司解除《转让合同》以及《会议纪要》中第一、三、五、六条的约定的主张予以支持。二、1、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中宇公司主张荣星公司返还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荣星公司对此亦予同意,故对该主张予以支持。在返还车辆的同时中宇公司亦应将已经所取得的236万元的货款向荣星公司返还。至于宏程公司代荣星公司支付的200万元,由于荣星公司对该代为履行的行为不予认可,故此200万元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由荣星公司与宏程公司确认了该200万元的性质后,可另向中宇公司主张。2、由于合同解除,对于已经交付的车辆,因双方均同意按照585万元的价值进行折旧,其折旧年限应当以荣星公司占用车辆的实际时间来计算。从XX年4月25日中宇公司将车辆移交给荣星公司,至原审法院判决荣星公司返还车辆,时间约为3年,故荣星公司应当按3年的折旧率向中宇公司折价赔偿10辆车折旧款175.5万元。3、由于荣星公司已将其中的九辆车处置,无法返还原物,但荣星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只有其公司自己开具的《收据》,这些证据上也反映不出购买方,并不能证明荣星公司处置车辆获款36.5万,因此荣星公司主张返还中宇公司因处置车辆而获得的36.5万无事实依据。由于本案中荣星公司明确表示车辆已经处置,已无法返还原物,故应当折价赔偿。在折价赔偿的款项中应当扣减荣星公司支付中宇公司使用3年的费用175.5万元,故荣星公司还应当返还中宇公司九辆车(包括平板车以及半挂车)的价款为368.55万元,以及尚余的一辆车(包括平板车以及半挂车,若尚余的一辆车亦返还不能,则按40.95万元折价赔偿)。三、关于《转让合同》的性质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该合同是一个买卖合同,双方对转让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的相关事项达成一致。从双方的约定来看,买卖关系和负责运输二者是并列关系不是互为前提,也就是说该买卖关系并不是附生效条件的转让。虽然该合同中有并由乙方继续在甲方进行卷烟运输经营的表述,但从该表述上仅能反映双方有进行运输业务的意向,但双方并未就运输合同的具体条款达成一致。现中宇公司就买卖关系提起主张,荣星公司以运输关系提出抗辩,该抗辩理由不成立。四、关于《会议纪要》的性质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该《会议纪要》同样是涉及两个并列的法律关系及买卖合同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运输合同不是买卖合同生效的条件。就买卖合同部分,该《会议纪要》对原买卖合同中付款义务部分进行了修改,即由宏程公司为荣星公司支付335万元。就运输合同部分,该《会议纪要》明确了终止荣星公司与中宇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荣星公司与宏程公司建立挂靠、管理关系,但要以双方签订协议为准。故荣星公司不能以未与宏程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为由,拒绝向中宇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五、由于原审法院确定双方建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因此中宇公司收取的荣星公司的全部货款236万元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返还,故已经不存在荣星公司反诉请求的中宇公司返还多收货款79万元的事实。六、关于荣星公司所主张的因改装车辆而产生的损失107万元。因本案已经确定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而非运输合同纠纷,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是由于荣星公司不能按约定支付购车款,过错在荣星公司自身。虽然本案确定荣星公司为改装箱子支付43.5万元,但该支出与中宇公司无关,故这部分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而荣星公司针对改装低平板板子款63.5万元所提交的证据发票所载明的对象均为瀚宇公司,同时荣星公司与瀚宇公司还存在单独的业务往来,而瀚宇公司与中宇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因此这些证据不能证实是针对本案争议的十辆沃尔沃车而进行的改装。荣星公司该项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七、关于荣星公司主张更换轮胎的费用137600元。因荣星公司不能证明过错在中宇公司,相反是由于荣星公司不能按约定支付货款导致中宇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荣星公司主张中宇公司承担这部分损失无事实依据,且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该事实。荣星公司该项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八、关于荣星公司主张的车辆购置税、养路费、运管费、保险费共计887030元。该费用的发生是荣星公司购买车辆之后的行为,与买卖合同无因果关系。荣星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该事实。荣星公司该项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九、关于荣星公司所主张的中宇公司偿还已收购车款的利息446280元的请求,由于解除合同的过错在荣星公司,其向中宇公司主张损失无事实依据,故对荣星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十、关于双方都主张的律师费,由于双方在本诉、反诉部分都提出要求对方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但双方都未明确所主张的数额,因该本诉以及反诉请求不明确,故对双方分别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解除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XX年4月3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二、解除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XX年12月21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中第一条、第三条、第六条的约定;三、由中宇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荣星公司购车货款236万元;四、由荣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宇公司十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折旧费175.5万元;五、由荣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宇公司九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的折价款共计368.55万元,以及尚余的一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若尚余的一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亦不能返还,则按40.95万元折价赔偿);六、驳回中宇公司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七、驳回荣星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8785元,由荣星公司承担;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33447元,由荣星公司承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荣星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判第五项、第七项;2、荣星公司向中宇公司实物交付十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包括车头和半挂车);3、中宇公司向荣星公司支付为改良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而支付的费用共计851870元。其组成为:荣星公司新购买十辆劳尔牌半挂车低平板板子款63.5万元及为其制作的集装箱箱子款43.5万元、购买轮胎款13.76万元、支出的车辆购置税54270元,四项共计121870元;扣减原十辆沃尔沃挂车出卖价值41万元(其中九辆出卖价值36.5万元,未出卖的一辆按已出卖的最高价格4.5万元/辆计算)。4、中宇公司向荣星公司支付其已经收取的购车款236万元的利息446280元;5、中宇公司向荣星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5、中宇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是: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原判对诉争的十辆沃尔沃车现状认定错误,现在十辆车的车头及一辆半挂车还在,被处理的也只是原来的九个半挂车,且为了满足经营需要上诉人对原车辆进行了重新配置,荣星公司完全可以返还十辆沃尔沃车实物。第二、十辆劳尔牌半挂车是上诉人为方便经营而与沃尔沃牵引车配套的设备,其已与原沃尔沃牵引车组合为一体,原判以新车与移交清单内容不符为由而排除十辆劳尔牌半挂车(包括低平板子、轮胎)与本案的关联性是错误的。第三、原判认定《代征车辆购置税缴税收据》所记载的车辆购置税与本案所涉车辆无关联性是错误的。二、原判既认定双方当事人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但在适用合同解除后的处理原则时却是按照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解除合同的原则来判决,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三、即使本案要考虑过错责任,那么过错也应该在中宇公司。原判在认定过错时,完全割裂了荣星公司与中宇公司之间、荣星公司与宏程公司之间合同的内在联系,将它们认为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合同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事实上,荣星公司挂靠宏程公司从事卷烟运输,就是以中宇公司拥有的5%的红塔集团的卷烟公路运输货源为自己运输作货源保证。《会议纪要》、《挂靠合同》签订后,宏程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其责任应由中宇公司承担。本案首先违约应是中宇公司。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中宇公司口头答辩称,第一、原判认定事实正确。沃尔沃车移交给对方后,对方如何处理中宇公司并不清楚。第二、对方所称将半挂车改良成更好更大的,中宇公司认为其不是改良而是新购,其要求中宇公司向其支付差价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三、对方所主张的车辆购置税与中宇公司并无关系。第四、原判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双方认同解除与双方协商解除不是一回事,对方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五、违约问题很清楚。中宇公司已将车辆移交给对方,而荣星公司至今尚欠款项这是事实,谁违约这很清楚。第六、对方通过诉讼的方式使返还车辆的期限又延长,对方又多使用了一年,中宇公司请求法庭考虑按四年来折旧并增加折旧费。综上,原判正确,请求维持。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荣星公司除认为原判遗漏了对十辆沃尔沃牵引车现状及十辆新装劳尔牌半挂车的费用的认定外,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中宇公司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另外,双方当事人当庭认可,本案所涉十辆沃尔沃车(车头及半挂车)新车价格其中八辆为70.6万元,二辆为70.47万元。对原判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及二审中双方新认可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荣星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以下新证据:

第一组、沃尔沃车辆及人员一览表及每辆沃尔沃牵引车、劳尔牌半挂车行使证;该车驾驶员驾驶证;与车辆、驾驶员配套的烟草汽车运输专用证一组,欲证实:①中宇公司转让给荣星公司的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的现状;②现在已由原沃尔沃牵引车和劳尔牌半挂车组合在一起从事烟草公路运输。

第二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一组,该组证据与其一审已提供的《代征车辆购置税缴税收据》欲共同证实:缴税收据记载的金额是为了支付完税证明记载的车辆缴纳的购置税。

第三组、截至XX年6月30日支付车款应计利息明细一份,欲证实:中宇公司应支付荣星公司购车款利息为446280元。

第四组、四川省成都市其它服务业发票一张,欲证实:中宇公司应支付荣星律师代理费10万元。

第五组、四川省绵阳市商业批发发票一张,欲证实:为新挂车添置轮胎80只。

经质证,被上诉人中宇公司认为,第一组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也不能证明车辆还在的事实;第二组证据证明的完税人是瀚宇公司,且与中宇公司无关,对方请求中宇公司向其支付购置税是没有道理的;第三组证据不是新证据,且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而本案起因是对方未付清购车款,现在对方向中宇公司索要利息与法律不相符;第四组证据对方要求中宇公司向其支付律师代理费没有依据;第五组证据不能因信用社加盖了一个公章就证明该发票原件在信用社那里,该份证据是一份无效的证据,而该份证据对对方所购轮胎是否已用于中宇公司出售给其的车上并不能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中宇公司虽对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被上诉人荣星公司已提供原件供法庭核对,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因被上诉人中宇公司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证实荣星公司于XX年12月7日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0万元;因被上诉人中宇公司对第三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且第三组系荣星公司单方出具,其虽加盖绵阳市游仙区开元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开元信用社)公章,该份证据只能视为单方出具的材料而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而第五组证据系复印件,开元信用社虽在该发票上加盖了印章并称该发票原件在该社作贷款抵押,因荣星公司并未提供与此相对应的借款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手续,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

归纳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合同解除后,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如何返还?是实物返还还是折价返还?购车款利息应否支付及如何支付?2、中宇公司应否向荣星公司支付其主张的十辆沃尔沃车改良费851870元?

(一)关于合同解除后,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如何返还,是实物返还还是折价返还以及购车利息应否支付及如何支付的问题。

上诉人荣星公司主张,对方起诉要求返还车辆,荣星公司对此也是同意的,现在十辆沃尔沃车头还在,而九辆半挂车已被处理,荣星公司还购置了新的半挂车与沃尔沃牵引车配套使用,合同解除后,荣星公司可以向对方返还车辆;另外,按公平原则,新购的半挂车与原半挂车存在的价差,中宇公司则应予补偿。对于利息,因对方已占有了236万元的购车款,中宇公司应向荣星公司支付资金占有费446280元才算公平。

被上诉人中宇公司主张,合同解除后,实物返还也可以,但是要返还原来的牵引车及半挂车,否则就要折价赔偿,对方现在已将中宇公司转让的车辆的完整性及配套性进行了改变,中宇公司不能接受对方现在拼凑的车辆。对于利息问题,因本案的产生是对方未付清购车款,对方现在向中宇公司主张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一)结合《转让合同》、荣星公司与云南省烟草储运公司签订的《公路运输联运协议》以及《会议纪要》

买卖合同:中山某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张槎针织厂,住所地佛山市张槎纺织工业中心。法定代表人庞兆权,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叶贵明,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嘉昌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三角镇新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陈秀欢,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小东、陈耀初,该司员工。上诉人佛山市张槎针织厂(下称张槎针织厂)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化工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嘉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03)佛禅法民二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查明:中山嘉昌公司与张槎针织厂从2000年初开始有买卖化工原料的业务往来,由张槎针织厂向中山嘉昌公司购买化工原料,至2001年7月,张槎针织厂收取中山嘉昌公司化工原料货值207051元。2001年7月,因中山嘉昌公司、霍志文等单位和个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后该案被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被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到张槎针织厂调查取证时扣押了上述欠款中的129011元作为赃款。在扣押当日,张槎针织厂向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作出情况报告,称“与中山嘉昌公司在1999年底有业务往来,至2001年5月止共购进化工原料货值292641元,2001 年3月前共购进化工原料货值163630元,款项已付给香港嘉昌公司,2001年3月后购进的化工原料货值129011元,款项至今未付。”。扣除被扣押的款项,张槎针织厂尚欠78040元。2003年4月25日,中山嘉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槎针织厂偿还拖欠的货款78040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10407元(从2001年7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暂计至2003年4月1日止),并承担诉讼费。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中山嘉昌公司在业务往来中使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与手续,但与张槎针织厂发生业务往来的实际为中山嘉昌公司,对此已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双方之间的行为已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其中双方买卖走私货物的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但因上述行为已受到刑事处罚,有关款项予以收缴,故不再另行制裁。除走私货物外,双方买卖的其他货物,未有证据证明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流通的货物,故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张槎针织厂收货后未能支付货款属违约,中山嘉昌公司请求支付货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至于延期还款违约金,按照法律规定,合同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诉讼中,张槎针织厂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而中山嘉昌公司陈述付款期为收货后45日,按照法律规定,中山嘉昌公司的陈述构成自认,予以确认。依据中山嘉昌公司提交的证据,双方最后一次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发生在 2001年5月7日,故中山嘉昌公司请求从2001年7月1日起计算延期还款违约金,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张槎针织厂应在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向中山嘉昌公司支付货款78040元,并支付违约金(2001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止以日息万分之二点一计算)。逾期履行,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3元,由张槎针织厂承担。上诉人张槎针织厂不服原判,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不具有一审原告的适格性,不能作为一审原告。一审所依据的中山市中级法院和广东省高级法院两份刑事判决和《扣押物品文件清单》都没有说明所有以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发生的业务实际上都属于被上诉人。相反,被上诉人所有借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走私货物的行为已受到刑事制裁,中山海关没有也无法就本案涉及的业务追究被上诉人,正是因为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与被上诉人无关。因此,被上诉人不能作为一审原告。实际上,送货单、香港嘉昌公司开出的收据和上诉人开出的收据等证据都说明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主体是香港嘉昌公司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二、香港嘉昌公司作为供货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没有参加本案诉讼,必然会影响本案的公正判决。本案一审中,不仅完全剥夺了香港嘉昌公司的诉权,也剥夺了上诉人的部分诉权,因为上诉人曾向香港嘉昌公司支付多笔货款及质量问题的处理等,足以说明上诉人与香港嘉昌公司之间已款货两清。三、结合中山海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于清娥出具的4份收据及相关的送货回单看,中山海关只将其中2001年3月6日至同年5月21日的货款认定为赃款,有两种可能:一是此前的送货与被上诉人无关,另一是此前的送货货款(中山海关认为应记在被上诉人名下部分)已结清。因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全部诉讼费。上诉人张槎针织厂对其上述陈述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供了2001年6月6日支付30030元给香港嘉昌公司的支票存根,用以证明其上述所提。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公司提交了三张送货单及明细表,用以证实上诉人张槎针织厂支付的30030元是付这三张送货单的款项。经质证,上诉人张槎针织厂对这三张送货单不予确认,但对送货单明细表“收到上诉人支付的30030元货款”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中山嘉昌公司是否本案适格的原告;二是张槎针织厂是否付清本案欠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已生效的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份针对中山嘉昌公司、霍志文等人走私普通货物所作的刑事判决内容看,中山嘉昌公司走私时是使用了香港嘉昌公司的手续,而张槎针织厂在一审中的答辩以及向中山海关所作的情况报告中,承认与中山嘉昌公司有买卖业务往来,期间曾向香港嘉昌公司付款,再加上抬头是香港嘉昌公司的送货回单及相应的收据被中山嘉昌公司所持有,以上情形表明,中山嘉昌公司是与张槎针织厂有买卖业务往来的,但在付款、开具收据等方面是借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因此,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是适格的,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中山嘉昌公司不是适格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在二审中提供的支票存根不影响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欠款已付清的主要证据是中山海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于清娥出具的4份收据。但从于清娥出具的收据内容看,是收到香港嘉昌公司开出的4张收据,收据附有送货回单号码,这些送货回单大部分在2001年3月份之后,再结合上述情况报告,张槎针织厂在被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扣押赃款当日承认2001年3月份之后的款项仍未支付,故可认定在被扣押赃款前张槎针织厂并没有付清这4张收据所示的货款,如已支付,则支付的款项加上被扣押的款项远远大于4张收据所记载的送货回单的数额,亦与上述情况报告相矛盾,因此,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其已付清欠款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3元,由佛山市张槎针织厂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振 康代理审判员 吴 行 政代理审判员 欧阳建辉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欧阳洁婷

中山某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XX)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张槎针织厂,住所地佛山市张槎纺织工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庞兆权,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贵明,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嘉昌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三角镇新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陈秀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小东、陈耀初,该司员工。

上诉人佛山市张槎针织厂(下称张槎针织厂)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化工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嘉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XX)佛禅法民二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中山嘉昌公司与张槎针织厂从XX年初开始有买卖化工原料的业务往来,由张槎针织厂向中山嘉昌公司购买化工原料,至XX年7月,张槎针织厂收取中山嘉昌公司化工原料货值207051元。XX年7月,因中山嘉昌公司、霍志文等单位和个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后该案被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被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到张槎针织厂调查取证时扣押了上述欠款中的129011元作为赃款。在扣押当日,张槎针织厂向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作出情况报告,称与中山嘉昌公司在1999年底有业务往来,至XX年5月止共购进化工原料货值292641元,XX 年3月前共购进化工原料货值163630元,款项已付给香港嘉昌公司,XX年3月后购进的化工原料货值129011元,款项至今未付。。扣除被扣押的款项,张槎针织厂尚欠78040元。XX年4月25日,中山嘉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槎针织厂偿还拖欠的货款78040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10407元(从XX年7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暂计至XX年4月1日止),并承担诉讼费。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中山嘉昌公司在业务往来中使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与手续,但与张槎针织厂发生业务往来的实际为中山嘉昌公司,对此已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双方之间的行为已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其中双方买卖走私货物的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但因上述行为已受到刑事处罚,有关款项予以收缴,故不再另行制裁。除走私货物外,双方买卖的其他货物,未有证据证明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流通的货物,故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张槎针织厂收货后未能支付货款属违约,中山嘉昌公司请求支付货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至于延期还款违约金,按照法律规定,合同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诉讼中,张槎针织厂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而中山嘉昌公司陈述付款期为收货后45日,按照法律规定,中山嘉昌公司的陈述构成自认,予以确认。依据中山嘉昌公司提交的证据,双方最后一次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发生在 XX年5月7日,故中山嘉昌公司请求从XX年7月1日起计算延期还款违约金,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张槎针织厂应在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向中山嘉昌公司支付货款78040元,并支付违约金(XX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止以日息万分之二点一计算)。逾期履行,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3元,由张槎针织厂承担。

上诉人张槎针织厂不服原判,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不具有一审原告的适格性,不能作为一审原告。一审所依据的中山市中级法院和广东省高级法院两份刑事判决和《扣押物品文件清单》都没有说明所有以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发生的业务实际上都属于被上诉人。相反,被上诉人所有借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走私货物的行为已受到刑事制裁,中山海关没有也无法就本案涉及的业务追究被上诉人,正是因为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与被上诉人无关。因此,被上诉人不能作为一审原告。实际上,送货单、香港嘉昌公司开出的收据和上诉人开出的收据等证据都说明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主体是香港嘉昌公司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二、香港嘉昌公司作为供货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没有参加本案诉讼,必然会影响本案的公正判决。本案一审中,不仅完全剥夺了香港嘉昌公司的诉权,也剥夺了上诉人的部分诉权,因为上诉人曾向香港嘉昌公司支付多笔货款及质量问题的处理等,足以说明上诉人与香港嘉昌公司之间已款货两清。三、结合中山海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于清娥出具的4份收据及相关的送货回单看,中山海关只将其中XX年3月6日至同年5月21日的货款认定为赃款,有两种可能:一是此前的送货与被上诉人无关,另一是此前的送货货款(中山海关认为应记在被上诉人名下部分)已结清。因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全部诉讼费。

上诉人张槎针织厂对其上述陈述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供了XX年6月6日支付30030元给香港嘉昌公司的支票存根,用以证明其上述所提。

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

被上诉人中山嘉昌公司提交了三张送货单及明细表,用以证实上诉人张槎针织厂支付的30030元是付这三张送货单的款项。经质证,上诉人张槎针织厂对这三张送货单不予确认,但对送货单明细表收到上诉人支付的30030元货款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中山嘉昌公司是否本案适格的原告;二是张槎针织厂是否付清本案欠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已生效的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份针对中山嘉昌公司、霍志文等人走私普通货物所作的刑事判决内容看,中山嘉昌公司走私时是使用了香港嘉昌公司的手续,而张槎针织厂在一审中的答辩以及向中山海关所作的情况报告中,承认与中山嘉昌公司有买卖业务往来,期间曾向香港嘉昌公司付款,再加上抬头是香港嘉昌公司的送货回单及相应的收据被中山嘉昌公司所持有,以上情形表明,中山嘉昌公司是与张槎针织厂有买卖业务往来的,但在付款、开具收据等方面是借用香港嘉昌公司的名义。因此,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是适格的,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中山嘉昌公司不是适格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在二审中提供的支票存根不影响中山嘉昌公司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欠款已付清的主要证据是中山海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于清娥出具的4份收据。但从于清娥出具的收据内容看,是收到香港嘉昌公司开出的4张收据,收据附有送货回单号码,这些送货回单大部分在XX年3月份之后,再结合上述情况报告,张槎针织厂在被中山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扣押赃款当日承认XX年3月份之后的款项仍未支付,故可认定在被扣押赃款前张槎针织厂并没有付清这4张收据所示的货款,如已支付,则支付的款项加上被扣押的款项远远大于4张收据所记载的送货回单的数额,亦与上述情况报告相矛盾,因此,张槎针织厂上诉认为其已付清欠款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63元,由佛山市张槎针织厂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振 康

代理审判员 吴 行 政

代理审判员 欧阳建辉

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欧阳洁婷

文某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XX)渝一中民再终字第37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东阳镇下坝路59号。

法定代表人明勇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晓于,重庆市红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文敏芝,女,汉族,1984年5月17日出生,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路芳草地b区5单元302号。

委托代理人邓晓敏,女,1958年2月1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干警,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路芳草地b区5单元302号。

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勇智开发公司)与文敏芝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我院作出(XX)渝一中民终字第324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勇智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作出(XX)渝一中民监字第3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勇智开发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孙晓于、文敏芝之委托代理人邓晓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持有的合同文本与被告持有的虽有不一致之处,但双方已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是有效的合同,不一致之处应以原告持有的文本为准。被告有义务全面正确地履行。关于按合同约定开通三个花市通道的请求,由于按约履行会涉及他人的合法权益,明显是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故对原告此请求,不予支持。从合同附件五的约定,可以分析得出,相对应是针对二楼楼顶的使用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作出的约定,应当理解为一一对应关系,被告提出非一一对应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由于被告没有提出,也没有证据说明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视为有条件履行。又由于被告负有举证证明楼顶使用面积符合约定的义务,而又未举证,则本院对原告要求增加楼顶使用面积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因原告的请求不够具体,宜以9平方米先行主张。被告存在上述违约行为,对原告的利益构成损害,应当按约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提出约定的违约金特指延期交房的违约金,是对相关条款的缩小解释。由于其解释没有充分证据及理由支撑,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还提出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请求适当减低,由于被告负有举证证明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原告的损失的义务,而被告未举证,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被告勇智公司在原告文敏芝购买的沙坪坝区天陈路54号花市14号房屋的楼顶相对应位置增划9平方米的楼顶使用面积给文敏芝。二、被告勇智公司按约支付文敏芝违约金33936.60元。上述一、二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文敏芝其他诉讼请求。

原二审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文敏芝出示的临街门面图复印图应认定为系合同附件之一的分层平面图。第一、合同中第十项约定有附件一:《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及分层平面图复印件,文敏芝提交的临街门面图是合同附件即合同的组成部分。第二、文敏芝出示的临街门面图其右下角标明了工程名称天星桥市场改造工程,图名一层平面,从字面上理解,该临街门面图即为分层平面图。另外,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和陈述,可见天星桥花市只有一层,即第一层,故一层平面即天星桥花市的分层平面图。第三、作为双方约定的合同组成部分,勇智公司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此附件不是原合同约定的附图,但勇智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故应认定文敏芝提交的附图为合同附件一的附图。第四、勇智公司认为房屋产权证尚未办理,以此否定分层平面图,但由于双方明确将分层平面图作为合同附件内容,勇智公司应按约进行履行。勇智公司不能以尚未办理产权证而否认所附分层平面图,因此,文敏芝提供的临街门面图复印图应当认定为是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附件的天星桥花市的分层平面图。勇智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双方在补充规定中约定:业主享有本市场二楼与该摊位产权登记面积相对应的室外面积的使用权,故文敏芝应当享有与其购买的14号花市房屋之楼顶相一一对应面积部分的使用权。至于勇智公司认为屋顶实际使用面积有所减少,相对应只能是按比例对应,本院认为,房屋屋顶使用面积是否有所减少,不能成为对双方补充规定的内容进行另行理解的理由。并且勇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房屋屋顶使面积有所减少,故勇智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补充规定内容虽系无偿,但其系基于文敏芝购买花市商铺,为便于经营花市所需,经协商由勇智公司提供养护花木所需的场所,它是为购买者经营花市商铺所提供的必备的附属场地,不属赠与性质。故勇智公司应当按约定补划楼顶使用权面积给文敏芝使用。文敏芝请求增加楼顶使用面积不够具体,原审判决以9平方米先行主张并无不妥。合同约定由违约者按成交价格每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因合同附件系合同内容的组成,对附件内容的违反亦构成违约,勇智公司违反合同附件约定,应由其承担违约责任。勇智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迟延履行违约金,系其对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进行的缩小解释,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勇智公司申诉称:一、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确有错误,依法应予改判。原二审判决将对方出示的临街门面图复印件认定为买卖合同附件一分层平面图是错误的。文敏芝出示的临街门面图系从袁泉庚处复印所得,该图标明了袁泉庚所购商铺的位置,但没标明文敏芝所购14号商铺的位置,连编号也没有,这显然不是文敏芝与我司签订的附件。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国家主管部门的示范文本,其附件一是指标的物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及其分层平面图复印件。我司是将二手房天星桥市场分零出售,出售时的标的物的房屋所有权证尚未办理,其所附的分层平面图尚不存在,故签订合同时根本就没有附图。综上,二审判决偷换概念,将临街门面图错定为附件一分层平面图,认定临街门面图上标有的三个出入口及相关长宽数据就是天星桥市场花市出入口及相关长宽数据。据此可知,临街门面图对我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本案之依据。第二、原二审判决我司在文敏芝购买的房屋的楼顶相应位置增划9平方米的使用面积给文敏芝,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事实上也不能履行,应当予以改判。(1)双方签订的《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因有违反国家规定和未经全体业主同意,且我司属无权处分行为,故应为无效的;(2)退一步讲即使有效,我司已按要求提供了足额面积,不应再向文敏芝提供。(3)事实上,包括文敏芝购买的14号花市在内的房屋相对应的楼顶位置使用权已经全部转移给业主,再给文敏芝增划9平方米的楼顶使用面积事实上已不可能履行。第三、二审判决我司赔付的违约金系对合同和法律的曲解,是完全错误的,应予以改判。合同第六条约定违约金每日按房地产买卖成交价格的千分之一计算显然是迟延履行违约金。即使履行合同有瑕疵,没有完全履行,文敏芝接受我司移交的房屋后,我司就不应再向文敏芝赔付延迟履行违约金。

文敏芝答辩称:原二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判决正确。理由:第一、勇智公司擅自涂改双方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即将合同面积由原来的69.4平方米改为80.76平方米、将合同总金额208200元改为242800元,且没有合同规定的所附的附件,此事实已经质证,已经人民法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双方签订的《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载明该摊位业主享有本市场二楼与该摊位产权登记面积相对应的室外面积的使用权,此清楚写明相对应的面积,也就是说一一对应的面积,而勇智公司称相对应只能是按比例对应,这明显是对条款的歪曲;第三、关于违约金。合同第六条约定:违反合同约定,由违约方按成交价格的千分之一支付,此已清楚界定了。因为勇智公司把原设计的三个通道更改为二个通道,将其原宽度6.6米更改为3.315米。由此可见,勇智公司之行为减少临街通道和缩小临街通道的宽度直接损害了我所购产业本身的价值和商业使用价值。故勇智公司理应承担违约责任。

经再审查明,XX年10月29日,文敏芝与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勇智开发公司出售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54号平街一层花市14号非住宅给文敏芝,面积为69.4平方米,单价为人民币3000;XX年10月29日付108200元、12月30日付10万元;XX年12月30日移交房屋给文敏芝;在本合同登记后,勇智开发公司或文敏芝行为违反本合同约定,由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给对方,违约金每日按房地产买卖成交价格的1 计算;本物业的产权面积以房管部门最终确认的登记面积为准,双方据实结算房价款,附件一栏有《房屋所有权证》分层平面图复印件,图上标有花市三个出入口及通道位置,以及相关长宽数据;附件五栏有《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该规定除加有勇智开发公司公章外,还记载有:该摊位业主享有本市场二楼与该摊位产权登记面积相对应的室外面积的使用权,仅限于花木的养护,但不能在上面搭建任何建筑物或临时设施,不能超出建筑物允许的承重货载。此外,双方还对争议解决方式、交房标准、房地产权利归属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文敏芝按约履行了义务,勇智开发公司于XX年1月9日移交了房屋并支付了延期交房的违约金。

另查明,文敏芝购买的非住宅位于天星桥花市。花市原设计有三个出入口及相关通道,勇智开发公司交房时,第一出入口宽度从原6.6米缩小为3.315米。原第二出入口是住宅楼住户的出入口,不能通往花市。第三出入口因相关房产卖与他人,出入口被封闭,不能通往花市。为此,勇智开发公司又开通一个约2.6米的出入口方便通行。由于花市楼顶有一部分没有铺设预制板和开设上下楼梯,而使屋顶实际使用面积与文敏芝理解的屋顶面积未成一一对应关系,略有减少。

本案原一审中勘验记录表明通道为三个。

上述事实,有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签订的《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原一审勘测记录和当事人之陈述等为据。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事实和双方争执焦点,结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作如下评析:关于临街门面图是否属合同附件一的分层平面图的问题。因该图不属于与勇智公司签约时所附,且该图仅仅标明的是门面的编号、临街的通道数量,并没有标明文敏芝的名字及面积等。本案一审中组织双方到场对有几个通道和面积进行了勘测,该勘测记录表明通道口为三个,但根据双方合同的具体情况难以认定该三个出入口对该合同的订立与价格有着重大影响,故文敏芝对此之理由无事实依据,其请求不成立。根据《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的规定即:所有人和使用人对共有、共用的门厅、阳台、屋面、楼道、厨房厕所以及院路、上下水设施等,应共同合理使用并承担相应的义务;除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多占、独占。本案中,该楼室外平台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勇智公司在与文敏芝签订《关于市场二楼室外平台使用的补充规定》前未经得全体业主同意或授权,如果勇智公司对此的履行会涉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根据上述法规规定,勇智公司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双方所签补充规定成立,但依法不予保护。故文敏芝要求补足该楼室外平台使用面积之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于法无据,不予主张。原一、二审对此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关于违约的问题。双方买卖合同约定交房日期为XX年12月30日,而勇智公司实际交付该房屋的日期为XX年1月9日,故勇智公司迟延交房9天应按每日千分之一约定向文敏芝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原一、二审判决对违约金之起止日的计算有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XX)渝一中民终字第3245号民事判决和沙坪坝区人民法院(XX)沙民初字第1782号民事判决。

二、由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按约支付文敏芝迟延交付房屋之违约金2082元,此款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审原告文敏芝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367元、其他诉讼费400元,计1767元;本案原二审案件受理费1367元、其他诉讼费400元,计1767元;合计3534元。由文敏芝负担2473元,由重庆勇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61元(双方在原一、二审中缴纳的诉讼费用,在本案执行中相互抵扣)。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虹

审 判 员 林 华

代理审判员 唐代忠

XX年 七 月 十一 日

书 记 员 李 靓

分期买卖合同纠纷处理


分期付款买卖,是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分次向出卖人支付的买卖合同。分期付款买卖也是一种特殊买卖,其根本特征在于买受人在接受标的物后不是一次性支付价款,而是将价款分成若干份,分不同日期支付。出卖人在分期付款买卖中还可以提出设立一些其他的特别约定,以逃避其风险。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所有权转移的特别约定。本章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条款。该条款可以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分期付款买卖的出卖人为保证自己能按期收取价款,可以约定买卖标的物虽交付买受人,但出卖人保留其所有权,买受人全部支付价金或者在买受人支付若干期价款或者已经支付的价款达到全部价款的一定比例后,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方能移转买受人。

根据合同法,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合同解除。当事人也可以事后经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的,对方可以不经催告解除合同。这些是合同解除的一般性规则,合同法分则如果针对具体合同规定了一些特殊性的规则,那么就是适用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本条有关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的规定就是对总则有关规定的具体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

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据此,可要求支付全部价款,不拿回标的物。也可解除合同,拿回标的物。同时按照月付款数额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

甲方可对撤回的机器作适度的评估,并据货款与评估之间的差额作为损害赔偿金,联同已收取的货款,抵销债务,如有余额则退还乙方。

第十一条 甲方需保证机器的性能完全与说明书(如附文)相符,且交货后一年内自然发生的故障,甲方亦需负责修理。

第十二条 机器交货后经三个月的,除前条规定的情形外,甲方不负保证所有瑕疵的责任。即使交付后三个月内,亦只容许交换机器,因机器故障而发生的损害,甲方不负其责。

第四条:甲方自乙方首付车款后,应向乙方交付所选车辆,并保证乙方交纳养路费后可以直接运营。逾期交付车辆甲方应赔偿乙方支付车款10%的违约金,交付车辆手续欠缺影响营运,应赔偿乙方所购车型相同车辆的营运利益。

第五条:乙方应按期支付车价款,并按期交纳车辆检验费、养路费用,逾期支付,应承担拖欠车价款10%的违约金,除客观情况并经甲方同意外,逾期30日支付车价款,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车辆,乙方应支付使用车辆期间的折旧费。

第六条:自甲方交付车辆之日起,乙方即取得车辆的经营权、使用权、管理权。合同期内,依法自主经营,自行雇佣司机和随车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对第三者造成损害或车辆损毁、雇佣司机伤亡等事件,与作为车辆出卖方的甲方无关,由乙方承担各项赔偿或补偿责任。

第七条:合同期内,乙方未交清所有车价款之前,甲方保留该车所有权,乙方不得变卖,抵押,转让车辆。

第八条:合同期满,乙方如约履行合同义务,取得车辆所有权,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我国保险法兼采两个法系的制度,如《保险法》第10条称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当事人为投保人似采取大陆法系制度,但《保险法》第12条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则是采取英美法系制度。就保证保险而言,表面上似乎是购车人为他人(汽车经销商)的利益(收回车款)投保并缴纳保费,实际上是购车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取得经销商给予的售车信用、防止在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时丧失对车辆的所有权等)而投保并因此将保险金的请求权让渡给第三方(经销商)。所以笔者认为,保监会对保证保险作出的解释更接近英美法,较为合理。

与保证保险相关且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是信用保险,它是指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债权人)的信用贷款和信用售货提供担保的保险。主要有出口信用保险、国内商业信用保险和投资信用保险三种,分期付款购车信用保险是国内商业信用保险的一种。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的主要差别在于主体的不同:如果投保人为汽车买受方,是保证保险;如果投保人为汽车销售商,就是信用保险。在西方成熟的汽车保险市场上,汽车销售商以购买者的信用为保险标的投保的信用保险,保费由销售商缴纳,受益人为销售商自己,在其遭遇市场风险,出售抵押或保留所有权的汽车等情况下仍不能收回全部车款时,可以从保险人那里获得不足部分的赔偿。而购车人以自己的信用为保险标的投保的保证保险,保费则由购车方缴纳,受益人也是购车人本人,购车方可以在其收入流中断不能如期还款的情况下由保险人代为付款,而依然拥有所购汽车,但当购车者收入恢复后,有向保险公司偿还所垫付资金的义务。事实上,购车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都以购车方的信用风险为标的,在本质与功能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两者是独立的险种,一般而言信用保险的风险大于保证保险。在我国,有人主张用信用保险代替保证保险,[6]实务中,也有将保证保险涵盖在信用保险之中或将两者合并为一个险种的,如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开办的机动车辆分期付款售车信用保险、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开办的汽车分期付款信用保证保险等。这是不太恰当的,容易产生混乱而出现诸如名为保证保险实为信用保险等情况,不利于当事人的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保持一致。

二、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

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合同究竟是保险还是保证,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实际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保证保险是一种由保险人开办的担保业务。[7]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其《分期付款购车合同履约保险条款》第3条就规定:本保险是《购车合同》的从属合同,保险责任为一般保险(保证)责任。(也有保险公司如中保财产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将保险责任认定为连带保证责任)。由此引发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对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的争议。因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05条的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形式(如证券投资基金、中央企业债券以及最近允许保险公司购买的电信通讯类企业债券等),是不能用于保证担保的,实践中曾有保险公司对外进行担保业务(主要是水险业务)而遭受处罚,处罚的原因就是超越了其经营范围,属于违规操作。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曾认可个别保险公司可以从事担保业务,但因为与《保险法》的强制性规范相违背,其做法及效力值得商榷。[8]即使在国外,保证保险业务也并非任何保险公司都可以办理,而是要由政府保险管理部门批准,政府对这种特许权的控制比较严格。如美国财政部每年要对保证保险人资格审查予以公布,同时每家公司承保业务都有明确限额。申请保证保险业务的公司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专业化的核保队伍及严格的信用调查机构等。

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可保风险这个概念的理解。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定义保险为:一方当事人因为约定的对价而对另一方当事人承担补偿其因为特定风险造成特定事项之损失的合同。这里的特定风险是未知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11]即保险人承保的应该是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损失的发生必须是意外的和非故意的,超出投保人可以控制的范围,且与投保人的任何行为无关。在汽车分期付款销售中存在着多种风险,如购买人因人身意外伤害及死亡或因收入减少而降低或丧失还款能力的风险、汽车市场的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购买人放弃分期付款而追偿款又不足以充抵车款的风险、购车人根本无偿还能力或偿还能力不足,而隐瞒真相,故意欺诈套取资金的风险、汽车销售商因有了保险而疏于对购车人的资格审核造成的风险等。[12]其中,有些损失具有确定的概率分布,能够作出较为精确的测量,可以纳入保险的范畴,有的风险如欺诈风险则更多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因素,不具有可测性,如果用保险方式加以转移,比较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中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机率也能统计出来,保证人可以依据此项统计收取一定费用。这也是保证演变为保证保险的内在动因之一。[13]笔者认为保险公司承保时应该根据其自身技术条件水平予以区分,以明确其保险责任的范围。对其不适合承保的风险宜在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中注明。现实中,保险公司往往对此未作详细区分,加之保证保险的对象与保证担保的对象在功能上趋向一致,在范围上可能发生重合,因而有人认为,对保证保险合同性质的判断,应当关注具体合同的约定。如果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与保证一致,该合同就等于保证合同;如果约定的内容与保证合同差别很大,就是保险。这种意见是比较中肯的

三、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合同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1.汽车分期付款保证保险合同与汽车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关系

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实际上包含三方当事人、两种合同:汽车销售商(或者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下同)和购车人签订汽车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购车方与保险人签订的保证保险合同。这两份合同在法律地位上是主从合同关系还是各自为独立的合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买卖合同对保险合同的影响力和这两种合同纠纷是否应合并审理。如果承认保证保险合同的从属性,就意味着保险合同以买卖合同的存在与生效为前提,不能单独存在。买卖合同变更或终止,保证保险合同也应变更或终止;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撤消,保证保险合同也将失去效力,所以两种纠纷可以合并审理。一些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就经常将保险人追加为案件第三人。如果买卖合同与保证保险合同各自为独立合同,则彼此间效力互不影响,因此汽车经销商起诉购买人与起诉保险人是两种独立的诉,不应合并审理。

从有关保险公司制定的法律条款分析,对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不可能不涉及买卖合同关系,如果不允许合并审理,对三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难以彻底解决,且给当事人增加诉累。至于保险公司在案件中是作为第三人还是作为共同被告值得探讨。至于买卖合同的争议是否影响保证保险的索赔与理赔,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情况。如果买卖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当然谈不上保证保险合同的索赔和理赔等履行问题。实践中较常发生的是,在买卖合同履行期内,经销商和购车人就分期付款合同达成变更协议或者向第三人转移债权债务,而没有反馈通知保险公司,导致保证保险合同失效。如果是买卖双方针对合同效力以外问题(如所购车辆的质量问题)产生争议,可能影响购车方付款义务的,在争议取得最终结果前可以判令中止保险合同索赔理赔与追偿等有关程序,待明确后再行解决。

2.保证保险合同中汽车销售商的信用审核义务

在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中出现的问题较多与汽车销售商与有关金融机构未履行自己义务有关。在分期付款购车中汽车销售商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保障其债权的实现:如对购车人资进行信审查、在汽车上设定第一顺序的抵押权、或是保留车辆所有权等。当购车人投保了保证保险时,如果销售商怠于行使自己的这些权利会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损害保险人的利益,因此经销商的这些权利就变成了它对保险人的义务。由于目前分期付款的法律环境不完善及其他一些原因,经销商的所有权保留等制度还只是处于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层面上,几乎无法操作。[

3.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合同中的反担保问题

保证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承保时,往往要求购车人提供充分的反担保。在可以用于反担保的抵押或质押的财物方面,考虑到如果用变现能力较强的股票或债券的话,那么客户可以直接将其提供给经销商或金融机构作为担保,没有理由投保保险;而如果用房地产作抵押,因为我国房地产市场还不太规范,操作起来又很麻烦,因此通常是用汽车本身作抵押物。由于购车人购车时已经首期支付了一定比例的车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目前我国《担保法》上规定的汽车抵押尚未落实,各地车辆管理部门没有普遍开展汽车抵押登记,汽车只有使用证书而没有产权证书,加上汽车的流动性很大,全国汽车管理的联网建设尚待完善,因此仅以购车合同标的(轿车)抵押担保是远远不够的。

买卖合同: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


凭样品买卖,又称样品买卖、货样买卖,是指以出卖人交付的货物须与当事人保留的样品具有同一品质的买卖,因此而产生的纠纷即为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般是因双方当事人对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质量是否合格而产生的,所以,此类案件的原告一般是合同的买受人,被告则一般是出卖人。如果双方当事人就其买卖合同是否属于样品买卖而发生争议时,应当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买受人主张为凭样品买卖的,应当由买受人举证;出卖人主张为凭样品买卖的,应当由出卖人举证。(一)凭样品买卖合同中的样品确定规范凭样品买卖是一种特殊的买卖,其特殊性就表现在当事人是以样品来确定标的物的品质。所谓样品,又称货样,是指当事人选定的用以决定标的物的品质的货物。因此,样品买卖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出卖人交付的货物与样品须具有同一品质,它是以样品来确保标的物品质的,而不是以出卖人交付的货物符合样品的品质为生效条件,也不是以出卖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样品的品质为解除条件。可见,在样品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品质与样品相同是当事人关于标的物品质的约定,而不是以标的物的品质符合样品为决定买卖合同效力的条件。而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则主要是因双方当事人对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产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所以确定样品对于判断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是否符合约定至关重要。样品买卖须有样品的存在,而且样品须于订立合同作出约定。双方当事人怎样选择样品以及保存样品在买卖合同中是至关重要的,双方当事人选择什么样的样品,要看买受人的目的、需要和出卖人的能力,选择的样品可以是从现货中选择,也可以另行约定。样品买卖中,双方约定了样品后,就应当保存好样品以备日后对照,必要时要在公证处封存。对样品的认定,应当依《合同法》第168条的规定认定,即凭样品买卖的当事人应当封存样品,并可以对样品质量予以说明。 《合同法》之所以规定凭样品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封存样品,是因为样品买卖合同中必须有样品的存在,因为样品的质量是检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是否符合要求的惟一标准,封存样品的目的即在于保护样品,使其不损坏灭失,并为合同标的物的检验以及当事人纠纷的排解提供证据。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以双方当事人封存的样品为买卖合同中的样品。当然,这里所说的"封存",应当作较为广义的理解,不应仅理解为包装及密封,只要为一切必要的保护措施即可。(二)样品品质说明的效力《合同法》第168条规定,当事人封存样品时,还可同时对样品的质量予以说明。当事人在封存样品的同时,还可以用语言、文字对样品的品质予以说明,防止合同成立后样品发生变化,从而产生纠纷。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应当与样品及其说明的质量相符。所以,出卖人对样品出具的说明,亦构成对标的物质量的担保内容。(三)凭样品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质量是否符合样品的判断1.一般原则。对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买受人如果认为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样品质量的,则应当由买受人负举证证明的责任;在诉讼中,买受人可以申请由人民法院委托有关专门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质量鉴定机构对出卖人交付标的物进行质量鉴定的标准一般情况是既不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也不是标的物的通常标准,而是以样品所体现的品质为鉴定标准,双方当事人对样品所作的说明也是鉴定所依据的标准内容。对于出卖人实际交付的标的物是否与样品的品质相符,除凭肉眼能够作出判断的以外,一般均应当委托专门机构进行质量鉴定后认定。2.在对交付的标的物品质是否符合样品品质时,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即当双方当事人所封存的样品存在隐蔽瑕疵时,对质量标准的判断与选择。所谓隐蔽瑕疵,是指当事人已尽其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仍然没有发现的瑕疵。《合同法》第169条规定,凭样品买卖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类物的通常标准。此条规定所指的隐蔽瑕疵,应当是指买受人尽交易上的注意而未能发现的、且并非出卖人故意不告知的瑕疵。依《合同法》的规定,买受人不知道样品存在隐蔽瑕疵的,出卖人负有交付具有同种类物通常标准的物的义务,而不论其所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的品质是否相同。也就是说,如果样品虽然存在隐蔽瑕疵,但并没有因此影响标的物的通常用途,能够达到同种标的物的通常标准的,出卖人仍然可以按样品的品质交付标的物;如果出卖人未按样品的品质要求交付标的物的,而样品存在的隐蔽瑕疵足以影响标的物的通常用途,达不到同种物的通常标准的,此时出卖人本可依照合同交付与样品相同品质的标的物,但是法律为保护买受人的利益,仍然要求出卖人负有交付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的标的物的义务,此时,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应与样品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凭样品买卖合同中的质量条款实际上因法律规定而改变。对凭样品买卖中,如果样品存在隐蔽瑕疵的,则必须适用《合同法》第169条的规定对标的物的标准进行确定,此条规定是一项强行性的规范,当事人不得以约定排除该条的适用,因为出卖人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其目的在于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是指买受人将其应当交付的合同总价款,按照一定的期限分批支付给出卖人的买卖合同。

(一)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标的物的交付规范

从我国《合同法》第167条的规定来看,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对于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标的物的交付形式,与一般买卖合同的确定方式相同。而对于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标的物的交付时间,《合同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出卖人应于买受人交付第一次价款的同时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对此,结合我国《合同法》关于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规定的精神来看,出卖人也应于买受人交付第一次价款的同时交付标的物。除非当事人有特别约定。

(二)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确定规范

依《民法通则》第72条的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33条则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于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应从何时起转移,在实践中还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所有权的转移首先应从当事人的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从价款全部支付完毕时转移。

第二种观点认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成立后,出卖人应按合同规定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直接占有,但并不必须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否转移,由双方自行协商。第三种观点认为,分期付款买卖不影响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买受人取得标的物时即取得其所有权。第四种观点认为,在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除法律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出卖标的物所有权自出卖人交付时起转移给买受人。第五种观点则认为,无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有无所有权保留的约定,应推定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付清全部价款同时转移给买受人。

结合我国《合同法》、《民法通则》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标的物转移的时间确定,可以按以下原则处理:

1.法律对所有权的转移有明确规定的,应当按法律的规定认定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如法律规定不动产所有权自登记之日起转移,所以商品房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的标的物,即房产的所有权应自办理房产所有权登记之时转移。部分动产如机动车、船舶等交通工具的所有权也自登记过户之日起转移。

2.法律对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没有规定的,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对所有权的转移时间自行约定,如果当事人约定标的物并不在交付之时转移的,则依其约定,如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所有权保留是指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约定,在出卖人交货后,只有当买受人充分履行付款义务时,标的物的所有权才转移到买受人手中;在此之前,出卖人将一直保留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并在买受人不履行付款义务时,出卖人有追索标的物的权利)。

3.法律没有对标的物所有权的保留作出明确规定,当事人也没有作出特别约定的,标的物的所有权自出卖人交付给买受人之时转移给买受人。

(三)因买受人违约而产生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的审理规范

在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由于买受人系分期付款,所以,出卖人难免有收不回买卖合同价款的可能,而且因买受人的不同,这种风险的出现几率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买受人的这种违约的危险,出卖人会想尽办法加以避免,其中,约定期限利益的丧失条款或者合同解除条款,则是出卖人在买受人违约时所采取的救济方法,也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买受人违约时的责任承担的特殊形式。

1.期限利益丧失条款的适用规范。所谓期限利益丧失条款,是指买受人迟延支付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价款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时,出卖人有权要求买受人支付剩余的全部价款,买受人将丧失其在分期付款买卖中的期限利益。期限利益条款是为了保障出卖人能够收回全部价款而设的防范措施性质的条款,也是买受人违约时出卖人所采取的救济手段。但该种措施如果被出卖人滥用,则会损害买受人的利益。因此,各国法律对期限利益丧失条款均加以一定的限制。我国《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规定,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对出卖人请求提前支付全部价款的特别约定的上述限制,属于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不得限制、排队或者违反这些限制,否则可以认定为无效条款。但是,需要指出,并非只要当事人的约定与上述规定不一致时就会导致合同无效,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买受人的利益,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对保护买受人利益更为有利,则不属于违反法律规定。

2.合同解除条款的适用规范。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解除条款,又称为失权条款,是指在买受人违约时,出卖人可以解除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而取回标的物的条款。我国《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解除合同。对于出卖人解除权的行使,应按《合同法》此条规定的限制条件认定。即买受人未支付的价款达到价款总金额的五分之一时,出卖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虽然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但该约定的条件不应低于法律规定的标准,否则,不利于对买受人的利益进行保护。另外,不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是否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出卖人均在法律规定情形出现时有权解除合同,否则不利于保护出卖人的利益。且我国《合同法》并未要求出卖人在解除合同前对买受人先实施付款催告程序,这是对出卖人权利的保护,即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已经达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则构成了对出卖人权利的极大侵害,法律允许出卖人不经催告而径行解除合同,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在因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达到法律规定数额时,出卖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因被解除,则买受人因合同而取得的标的物应当返还给出卖人,即产生恢复原状的效果。出卖人也应当将已经收取的价款返还给买受人。但是,出于对出卖人利益保护的需要,我国《合同法》第167条第2款规定,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因买受人原因而由出卖人解除合同时,出卖人可以向买受人请求从应当返还的价款中支付或者抵扣一定的金额,作为该标的物的使用费。而对于该标的物的使用费的具体金额如何确定,《合同法》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对此种使用费的计算,可以比照租金来确定,即按买受人使用标的物的期限及单位时间的同类标的物的租金来计算,在使用费确定后,使用费低于买受人已交付的价款的,出卖人应依扣减法即扣除已经交付的价款中的使用费,将剩余的部分返还给买受人;如果使用费高于已经支付的价款的,则出卖人还可以请求买受人补足使用费。

另外,在出卖人因买受人违约而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出卖人除了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标的物的使用费外,还可以要求买受人给付赔偿金或者违约金。其中违约金应以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为承担的原则。而对于出卖人的损失,则既包括积极损失,也应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

买卖合同:北京某铝板有限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


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北京富邦装饰铝板有限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125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街西福村1号。法定代表人高建林,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燕,北京市衡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汪春旭,北京市衡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富邦装饰铝板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前北营工业大院。法定代表人付文德,经理。委托代理人倪海涛,北京市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静,北京市建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贝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富邦装饰铝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08)石民初字第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9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魏纪明担任审判长,法官梁志雄、甄洁莹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08年10月8日以询问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丽贝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春旭、被上诉人富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倪海涛、刘静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丽贝亚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07年1月24日,丽贝亚公司与富邦公司就丽贝亚公司施工的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车站外装饰工程铝单板供应事宜签订了编号为0006-05物04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由富邦公司提供4400平方米的“富邦”牌铝单板,单价276元,总价1 214 400元。双方还特别约定:铝单板的产地是河南鑫泰铝业,油漆是韩国KCC的氟碳漆,必须保证铝板的颜色均匀一致,无色差。并约定“铝板基材、氟碳漆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环保要求。”此外,合同还约定违约责任为“出卖人如未按合同约定,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并处以最低不少于100%的罚款。”合同签订后,富邦公司实际向丽贝亚公司提供了4683.0874平方米的铝单板,总价1 292 532.12元。但丽贝亚公司在完成铝单板安装工作后,在揭掉表面保护膜的过程中,发现铝单板存在明显的色彩不均匀、色差和褪色情况。丽贝亚公司即向富邦公司通告了该情况,而富邦公司未予解决。因工期紧迫,拆除更换已不可能,丽贝亚公司只好将工程先行向建设方交付。此外,由于富邦公司提供的部分铝单板存在表面不平整,经丽贝亚公司提出异议后,富邦公司重新制作了这部分铝单板,但送至施工现场后发现仍不合格。而富邦公司此时提出,重新制作需要增加价款。在协商未果后,富邦公司便拒绝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铝单板。鉴于工期紧迫,丽贝亚公司不得已,只好从其他厂家(佛山市展浩建材有限公司)订购,并为此多支付68 557.98元。由于富邦公司一直没有向丽贝亚公司提供其所用铝板基材和氟碳漆是否与合同约定相符的相关证明,加之其所提供铝单板出现的色彩不均、褪色等现象,丽贝亚公司认为富邦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选用相关材料,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其所供铝单板根本达不到国家相应的行业标准和富邦公司自己所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已经对丽贝亚公司构成违约,故诉至法院,请求:1、要求富邦公司赔偿经济损失68 557.98元;2、富邦公司支付违约金1 292 532.12元;3、富邦公司在北京残奥会结束(2008年9月17日)后一个月,将其提供的地铁天通苑南站外墙装饰铝单板全部更换为符合合同约定和国家标准的铝单板;4、诉讼费由富邦公司承担。富邦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一、丽贝亚公司主张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表面不平整、存在明显色差和褪色从而要求富邦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成立。根据合同第9条的约定,货到工地当场验收其外观质量。富邦公司将铝单板送到工地后,丽贝亚公司已在送货单上签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实丽贝亚公司对铝单板外观质量合格予以确认。并且丽贝亚公司称该工程已被建设方验收合格,说明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无质量问题。二、丽贝亚公司提出从其他厂家订购铝单板所支付的68 557.98元货款应由富邦公司承担的主张不成立。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丽贝亚公司在富邦公司订购的铝单板是4400平方米,富邦公司实际供货4706.3353平方米,富邦公司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最后一批的供货时间是2007年5月9日,根据丽贝亚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丽贝亚公司从其他厂家购买铝单板的时间是2007年6月,也就是说,丽贝亚公司是在富邦公司已经履行完供货义务后购买的,与富邦公司无关。三、丽贝亚公司提出由富邦公司承担100%的违约金,共计1 292 532.12元,不能成立。合同第15条约定:“出卖人如未按合同约定,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并处以最低不少于100%的罚款。”该条并未约定计算的基数标准,属于约定不明,应视为没有约定。四、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承担地铁天通苑南站外墙装饰铝单板全部更换费用的诉讼请求,数额不明确且尚未发生,不能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丽贝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1月24日,丽贝亚公司与富邦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标的物:标的物名称铝单板;商标富邦;规格型号见排版图;生产厂家富邦公司;计量单位㎡;数量4400;单价276元,总价1 214 400元;铝单板产地河南鑫泰铝业;板厚为国标2.5mm,实际厚度应足2.25mm以上;油漆为韩国KCC的氟碳漆,涂层厚度为三涂,达到国标30ym以上;版面的折边2.0cm,面积按见光计算;必须保证铝单板的颜色均匀一致,无色差;以上单价为落地价(包含税金、运费、包装等各种费用);加工的排版图必须按项目管理部的排版进行,排版图必须有项目经理的签字,样板参照买受人的样块,样板必须有项目经理确认。第二条质量要求:铝板基材、氟碳漆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环保要求。第三条包装标准、包装物的提供与回收:产品的包装必须完整,每件产品都要有保护膜。第七条交付(提取)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方式、时间、地点:2007年1月30日由出卖人送货到天通苑地铁五号线工地。第八条: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运输方式及费用均由出卖人负责。第九条验收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货到工地当场验收其外观质量,抽样送国家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第十一条:出卖人对标的物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质量保证十年(由出卖人出具产品的质量保证书)。第十二条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合同签订后,首付10万元作为定金,1000㎡为一个结算批次,款项在两个工作日内必须支付,货完款清。第十四条合同解除条件:合同随着双方义务的解除而解除。第十五条出卖人违约责任:出卖人如未按合同约定,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并处以最低不少于100%的罚款。买受人违约责任:买受人在出卖人产品质量保证及工期保证的情况下,如未按约定付款,耽误工期由买受人负责。合同签订后,富邦公司依约向丽贝亚公司提交由其负责人签字的铝单板样板,并由丽贝亚公司予以保管,并按合同约定按期向丽贝亚公司提供铝单板4683.0874平方米,总价款为 1 292 532.12元,丽贝亚公司对上述铝单板予以签收,用于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外墙装饰。后丽贝亚公司继续要求富邦公司供应相应铝单板,但双方对于铝单板价格产生异议,未达成一致。丽贝亚公司从其他公司订购价值68 557.98元的铝单板,同样用于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的装饰。现该工程已投入使用。丽贝亚公司现在以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颜色不均、褪色为由诉至该院,要求支付违约金、赔偿相应损失。诉讼中,丽贝亚公司向该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颜色不均和褪色问题予以鉴定,经双方同意,委托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对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进行鉴定,后因丽贝亚公司未能提供双方认可的铝单板样品,导致铝单板无法进行鉴定。后丽贝亚公司撤回申请,不再要求对铝单板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丽贝亚公司与富邦公司于2007年1月24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的外观和质量是否违反合同的约定,存在质量问题,承担违约责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第一、依据合同约定,丽贝亚公司应在铝单板送到工地后对其外观质量予以验收,并抽样送国家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从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看,丽贝亚公司从收到第一块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到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的外观装饰完工,均在送货单上签收而未对铝单板的外观质量提出异议,故应认定丽贝亚公司对铝单板的外观是认可的。第二,因丽贝亚公司未提供由其保管、双方认可的铝单板样品,从而导致无法认定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铝单板质量,对此,丽贝亚公司应承担责任。第三,丽贝亚公司主张铝单板存在质量问题,而富邦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成立。虽丽贝亚公司提出对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进行鉴定的申请,但其不能提供双方认可的样品而导致无法进行鉴定,后又撤回鉴定申请。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不预交鉴定费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四,丽贝亚公司用于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外观装饰材料中,还使用其他生产厂家的铝单板,但其他生产厂家的铝单板质量是否符合其与富邦公司合同约定的样品或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外观颜色是否与富邦公司一致,丽贝亚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而未提交,故其主张富邦公司铝单板出现颜色不均、褪色等现象的理由不成立,缺乏证据支持。第五,富邦公司向丽贝亚公司实际提供铝单板4683.0874平方米,已超过合同约定4400平方米,其已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约定的提供铝单板的义务。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继续提供铝单板,对超出合同约定数量的铝单板,富邦公司提出新的价格与丽贝亚公司进行协商,在双方对铝单板新价格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向其他公司订购价值68 557.98元铝单板的行为,富邦公司无需承担义务且不构成违约。故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68 557.98元的请求,于法无据。第六,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已经投入使用,且丽贝亚公司自己称已通过建设方验收,现丽贝亚公司主张全部更换并由富邦公司承担相关费用,既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经济活动遵循的经济节俭原则,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丽贝亚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富邦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其销售铝单板存在质量问题,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丽贝亚公司的诉讼请求。丽贝亚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既没有查明事实,也没有认真审查证据,对丽贝亚公司提供的照片、录像资料等可以直接证明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重要证据,竟然在判决中只字未提,而最后作出“丽贝亚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富邦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其销售铝单板存在质量问题”的结论,明显偏袒富邦公司,并加重了丽贝亚公司的举证责任。据此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难以服人。双方在合同中对铝单板的颜色要求和效果都有明确而具体的约定。但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在安装接膜后就发现存在颜色不均、色差明显等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褪色现象日益加重。这是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对此,丽贝亚公司在一审提供了照片、录像资料等证据加以证明。虽然富邦公司对照片和录像不认可,但并没有提出任何相反证据进行反驳。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该照片和录像的证明效力应当得到确认。但是,一审法官不但对丽贝亚公司的证据不予确认,对丽贝亚公司提出的现场勘验申请也不予准许,甚至在判决中对这一重要问题避而不谈。二、富邦公司违约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指定的铝单板材和氟碳漆。合同中明确约定:“铝单板的产地:河南鑫泰铝业;油漆为韩国KCC的氟碳漆”。由于色差和褪色问题严重,在一审中,丽贝亚公司对富邦公司是否采用合同约定的铝单板和氟碳漆提出质疑,富邦公司虽然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其证据都是复印件,无法确定真实性,并且这些证据本身也无法证明富邦公司采用了合同约定的铝单板和氟碳漆。仅从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富邦公司没有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明显存在违约行为。但是,一审判决对此只字未提。三、一审法院对以上两个认定富邦公司是否违约以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关键问题没有认真予以审查,而将重点放在丽贝亚公司提供的两块铝单板样板上,先是在审理查明部分称:“合同签订后,富邦公司依约向丽贝亚公司提交由其负责人签字的铝单板样板……”,之后又认定丽贝亚公司“不能提供双方认可的样品而导致无法进行鉴定”,这种认定没有依据。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富邦公司向丽贝亚公司提交了由其负责人签字的铝单板样板,不知一审法院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事实”?其次,无法进行鉴定的原因是鉴定机构做不了相关的鉴定,因此,丽贝亚公司才没有继续坚持鉴定。而一审判决中却将没有进行鉴定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丽贝亚公司,明显是歪曲事实,加重丽贝亚公司的责任。况且,丽贝亚公司申请鉴定针对的是色差和褪色问题,而对铝板颜色所需达到的效果,合同中有明确而细致的约定,即“必须保证铝板的颜色均匀一致,无色差”。对此,无论是基于通常人的理解,还是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都是以人的肉眼感官为第一判断依据。因此,如果鉴定机构无法鉴定,也可以到现场进行勘验,以确认是否存在颜色不均和褪色现象。这是确定富邦公司违约与否的重要依据,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而一审法院对丽贝亚公司提出的现场勘验申请,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不予准许。可见,一审法院没有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审理本案。第三,合同约定样板是为了确定氟碳漆的颜色,并使合同中对铝单板颜色和效果的约定更加直观,所以才约定“样板参照买受人的样块”,而富邦公司是样板的提供者,其提供的样板只有经丽贝亚公司的认可才有效,因而合同中“样板必须有项目经理确认”指的是丽贝亚公司的项目经理对样板确认,并不是富邦公司在样板上签字。事实上,富邦公司提供的样板也只是在背面贴了富邦公司的标签,并没有盖章和签字。丽贝亚公司的项目经理在一审时也出庭确认两块样板就是富邦公司当初提交的样板。因此,一审法院对样板应当予以确认。四、一审法院认定:“富邦公司向丽贝亚公司提供铝单板4683.0874平方米,已超过合同约定4400平方米,其已全面适当地履行了合同约定提供铝单板的义务。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继续提供铝单板,对超出合同约定数量的铝单板,富邦公司提出新的价格与丽贝亚公司进行协商,在双方对铝单板新价格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向其他公司订购价值68 557.98元铝单板的行为,富邦公司无需承担义务且不构成违约。”这种认定不符合事实。首先,合同约定的4400平方米是预估的数量,在履行中都是以实际供货数量进行最终结算,这也是富邦公司无法否认的事实。否则,富邦公司也不会向丽贝亚公司实际提供4683.0874平方米的铝单板。在施工工程中,订购装饰材料时明确约定单价和预估总价,并最终以实际发生数量进行结算是通常的做法。而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和查明实际情况,呆板地认为超过4400平方米就是“全面适当履行了合同义务”,这是对合同条款的曲解。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富邦公司就必须在2007年1月30日向丽贝亚公司提供4400平方米的铝单板,否则就构成违约了。其次,丽贝亚公司要求富邦公司继续提供铝单板,是因为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不符合合同约定而要求富邦公司将不合格的铝单板重新制作后提供,并非要求富邦公司提供额外的铝单板。此种情况属于富邦公司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丽贝亚公司有权要求富邦公司提供合乎约定的铝单板,富邦公司也必须根据丽贝亚公司的要求重新制作,而无权要求增加价款。因此,在富邦公司拒绝提供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迫于工期紧急,不得已向其他厂家订购铝单板支付的费用,属于因富邦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富邦公司承担。综上所述,富邦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给丽贝亚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依约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事实,所作判决缺乏事实依据。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丽贝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富邦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但其在本院询问中口头答辩称:丽贝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质量不合格是丽贝亚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但一审中,丽贝亚公司放弃了对铝单板质量进行鉴定的请求,所以,富邦公司的产品质量合格。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月24日,丽贝亚公司与富邦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一、标的物:富邦公司供给丽贝亚公司“富邦”牌铝单板4400平方米,用于丽贝亚公司在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南站的外墙装饰工程,每平方米276元,总价款1 214 400元。铝单板产地是河南鑫泰铝业,油漆应是韩国KCC氟碳漆。铝单板的颜色必须均匀一致,无色差。样板参照买受人提供的样板。二、验收方法:货到工地当场验收外观质量,抽样送国家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三、质量保证期:十年。四、违约责任:出卖人如未按合同约定,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并处以最低不少于100%的罚款。买受人在出卖人产品质量得到保证及工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未按约付款,耽误工期由买受人自负。合同签订后,富邦公司供给丽贝亚公司“富邦”牌铝单板4683.0874平方米。丽贝亚公司给付了大部分货款。2007年6月13日,丽贝亚公司从佛山市展浩建材有限公司购买了价值68 557.98元的铝单板。另查:一、双方签订合同前,富邦公司曾将铝单板的样品提供给了丽贝亚公司,丽贝亚公司委托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对样品进行了检验,色差一项是符合要求的,但双方未对该样品进行封存。一审期间,丽贝亚公司出示了样品,但富邦公司否认丽贝亚公司出示的样品是其提供给丽贝亚公司的样品。二、一审期间,丽贝亚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存在的色差和褪色是否符合国家标准问题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就此与双方共同指定的鉴定单位——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电话取得联系,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答复,导致色差和褪色的因素很多,无法作出鉴定结论。在一审法院告知了双方当事人无法进行鉴定的情况后,丽贝亚公司撤回了鉴定申请,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2000年12月1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业行业标准——建筑用铝型材、铝板氟碳涂层》(JG/T 133—2000)的规定,色差是可以通过目视检测的,无需通过专业机构鉴定,故请求一审法院进行现场勘验。一审法院以丽贝亚公司的申请不符合《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十七条的规定为由,驳回了丽贝亚公司的勘验申请。本院认为:一、富邦公司就铝单板色差现象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第9条约定:“货到工地当场验收外观质量,抽样送国家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依该约定,丽贝亚公司对外观质量的检验期是“当场验收”。色差现象属于外观质量(正如丽贝亚公司所称,靠目测即可发现),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因丽贝亚公司未当场对外观质量提出异议,视为富邦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外观质量合格。虽然丽贝亚公司强调铝单板的色差现象只有在揭掉保护膜并安装之后,通过整体效果才能发现,但丽贝亚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使本院相信,其所述是能够发现色差的方法。即便如其所述,在该条款未被撤销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也只能接受这种对其不利的约定。二、富邦公司就铝单板褪色现象是否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一审法院2008年4月15日与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的通话记录,导致褪色的原因很多,这就需要丽贝亚公司证明褪色现象是因为富邦公司的货物质量造成,即与富邦公司的货物质量存在因果关系,在未就此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丽贝亚公司此上诉意见不能支持。基于上述两点,一审法院进行现场勘验无法律意义,驳回勘验申请正确。三、就铝单板的用料,富邦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该举证责任在富邦公司。富邦公司在一审就氟碳漆问题提供了与常州市金高丽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KCC氟碳漆的合同、常州市金高丽物资有限公司的涂料发货单及常州市金高丽物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发票,丽贝亚公司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真实性的上诉意见,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本院不予支持。就关联性,依丽贝亚公司一审陈述,其提出:1、富邦公司签订购买氟碳漆合同在前,涉案合同签订在后;2、发货单和发票不能一一对应。本院认为,仅从发货单时间看,富邦公司进货在2007年1月31日至4月21日,均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后和富邦公司实际交货期间,富邦公司就此问题的举证基本充分,丽贝亚公司上述陈述,不能使本院认定富邦公司仍需继续举证,证明责任转移至丽贝亚公司。丽贝亚公司未提出反证,此上诉意见不能支持。富邦公司一审就其板材来源提供了河南鑫泰铝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发票和产品质量证明书。丽贝亚公司未对发票真实性提出异议,对真实性的上诉,本院以上述相同理由不予支持。丽贝亚公司对产品质量证明书真实性的上诉,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本院支持。丽贝亚公司一审就发票的关联性提出:不能反映具体的发货日期,不能证明用于履行涉案合同。本院认为,一般而言,供货或与付款同时履行,或先于付款履行,付款同时应当开具发票。富邦公司提交的发票,开票日期在2007年2月2日至4月26日,基本可以证明富邦公司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后和富邦公司实际交货期间购买了合同约定的板材是用于履约。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七千零五十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七千零五十元,均由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纪明代理审判员 梁志雄代理审判员 甄洁莹二 ○ ○ 八 年 十二 月 八 日书 记 员 王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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