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药品购销合同纠纷中的期待利益。
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合同对于我们越来越重要。为了约束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义务，就可以在双方合作时签订购销合同。签订购销合同可以在企业有一方出现违约责任的时候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那么你知道购销合同是应该是怎样的吗？以下“有关药品购销合同纠纷中的期待利益”由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不妨参考一下。希望你喜欢！
有关药品购销合同纠纷中的期待利益
2005年8月，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件药品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基本案情：原告银鑫医药公司与被告旬阳县医院自2002年起就订立了药品购销合同书，双方形成了长期药品供购关系。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旬阳县医院未能及时结帐，逐渐拖欠货款。同时，原、被告双方还对合同项下药品的价格发生争议，银鑫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在起诉追索货款的同时，向法院主张因被告将大量订单违约转与他人，而导致其业务萎缩，利润下降的期待利益损失。人民法院在审理期待利益的过程中，产生了认识分歧。
所谓期待利益，是指合同如果被履行，一方基于能够享有的，而因为另一方违约，使其在事实上不能享有的交易成果或好处。目的是使非违约一方处于假如合同履行，他所能得到的处境。虽然期待利益这一名称在我国民事法律字面中并没有出现，但这并不影响其对我国相关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
关于期待利益，我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该条规定合同违约损失赔偿额包括两个部分：①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②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这是一种大的损失赔偿原则即为完全补偿原则。但该条有规定，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是损失赔偿额的可预见性规则。该条对违约损失赔偿额的规定是非常全面的，并且，它首次规定了对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期待利益的赔偿问题。从民法理论来讲，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的一种，根据合同法律关系的特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主要是实际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支付约定的违约金以及定金。根据民事法律关系的平等、等价原则，违反合同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应该更侧重于补偿性，即违约责任重在弥补或补偿因违约行为而给对方所造成的损害。这种损害就包括了合同未违约方对正常履行合同的期待利益。
期待利益作为民事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一种财产损害后果，具有如下特征：(1)未来性。它是受害人未来利益的损失，在违约行为发生时并没有为合同当事人所实际享有，而必须通过合同的实际履行才能实现。(2)期待性。期待利益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合理预见到的利益，因此期待利益的损失也就是当事人所能够预见到的损失。(3)合理性,该利益必须是当事人所能够合理遇见到的,不能不具备现实性。也就是说，只要合同如期履行，期待利益就会被当事人所得到。
对于期待利益的确认,在我国主要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两种理论.很长时期里，必然因果关系说占据我国民法学界的通说地位，其要求合同未违约方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使自己原本已经履约的行为毫无意义，且期待利益唾手可得，这样才可主张期待利益。随着法制建设的进步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受到了批判。梁慧星教授认为它混淆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为法律的任务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法官在裁判时主要是依据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公平正义的观念以及善良风俗习惯和人之常情，而不必探求哲学意义上的“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来认定违约责任的成立。笔者认为，必然因果关系太过抽象、苛刻和难以操作，它只能作为一种哲学上的思考，不益于作为司法判案的一种依据。国外许多法律制度都采纳了因果关系的两分法。两分法基本原理的前提是要确认违约行为或者应由其负责的事件是否是守约一方遭受损害的必要条件，即考察是否没有这样的行为或事件，就没有损害的发生。至于未违约方是否履约则在所不问。在我国，必然因果学说虽然受到动摇，但相当因果关系并没有被法律界所广泛接受。相当因果关系说并不要求法官对案件的因果关系去追求其“客观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只是要求判明原因事实和损害结果之间通常存在的可能性。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来确定“期待利益”的话，则期待利益的丧失是否是对方违约行为的结果成为法官衡量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唯一因素。即法官可不考虑守约方是否已经为交易支付了进货款、运费等成本消耗。除此以外，法官还得依法考察“法律的原因”是什么，再依据可预见规则来确定.
通过对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期待利益的构成相对宽松一些。本案关于期待利益的法律适用在判决书中表现为：对第三项增加期待利益诉讼请求的论述，即虽然被告旬阳县医院在合同外购买别家公司药品的行为构成违约行为，但银鑫公司主张的期待利益损失缺乏合同中关于购买数量的具体约定，且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可能获得的合理收入，故原告的期待利益不予支持。
从法院认定理由中,我们得知,原告的期待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法院之所以不支持原告主张,原因在于其主张的期待利益损失缺乏合同关于购买数量的具体约定，且无其他证据证明。
本案法官采纳了相当因果关系的理论，首先认定期待利益的损失是由被告的违约行为造成，同时对期待利益的构成又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1、期待利益必须是基于有效成立的合同上的期待;2、期待利益并非基于缔约时的希望，而是基于如果合同得到履行对他而言所具有的价值;3、一般说来，至少一方当事人的期待利益代表了合同对他而言而不是对某通情达理的第三人而言的实际的价值，因而基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要考虑与受害人相关的所有特殊情形;4,期待的内容是有可能发生的损失的种类及其数量;5、期待利益是违约方合理预见的。
根据以上内容分析,该判决在认定期待利益时,将是否存在可能发生的种类及各种损失的大小在合同中的明确体现作为期待利益在合同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及组成部分,在原告中标后并未约定合同标的的具体数量,致使可期待利益难以确定,即法官难以依据合同计算出假如合同履行对原告所能带来的价值。(若要具体计算期待利益又很复杂，大致可分为成本分析法、平均利润分析法等方法。)故原告对损失的举证义务并未完成。同时在我国医药购销领域中，无论社会公众，还是合同双方，甚至是裁判官或律师都很难要求违约方(医院)去合理预见未违约方(供应商)的期待利益损失。这一点，也可能导致本案期待利益损失不能成立。
拓展阅读
有关药品购销合同
有关药品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ahzb-fy2006-01-
买方：_____________
卖方：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合同内容
合同总金额（元）
合同附件数量
招标代理服务费（元）
备注
总金额（大写）_____________（币种：人民币）
鉴于招标人为获得临床需要使用的药品而进行集中招标采购，并接受了投标人对上述药品的投标。现双方签定药品购销合同，本合同在此声明如下:本合同中的词语和术语的含义与《采购文件》通用合同条款中定义相同。
1．下述文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与本合同一起阅读和解释：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函（参见《采购文件》）；药品需求一览表（参见《采购文件》）;中标（议价）品种通知书（参见《中标（议价）品种通知书》）；通用合同条款及前附表（参见《采购文件》）;阜阳市医疗机构2006年第一轮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购销合同附表。
2．本合同仅为明确买方在本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有效采购期（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年____月____日,在全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统一形成相应药品中标候选品种目录时自动中止）内的药品采购品牌、价格及服务。实际交易量以买卖双方签订的批次合同为准。
3．买方只能采购其选择确认的成交品种，卖方无违约行为，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以其他品种替代成交品种。
4．卖方应根据相关规定在与买方签订本合同时向招标代理服务机构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卖方未按照规定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的，买方有权拒绝其参加以后的招标采购活动。
5．本合同一式四份，买卖双方各一份，阜阳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招标办”）一份，招标代理服务机构安徽海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一份。
6．本合同中涉及“参见”的内容，由招标代理机构保存备查。
7．本合同加盖买卖双方及招标办和________________有限公司印章，方可生效。合同可从“招标办”领取，“招标办”保留对本合同的解释权。
其他条款：_____________
买方（盖章）_______
卖方（盖章）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
帐户：______________
帐户：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有关于药品购销合同
药品购销合同
本合同于______年___月___日由__________________为甲方和__________________(投标人名称)(以下简称投标人)为乙方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
鉴于医疗机构为获得以下药品和伴随服务而进行集中招标采购，并接受了投标人对上述药品的投标(详见投标报价表)。本合同在此声明如下：
1、本合同中的词语和术语的含义与通用合同条款中定义相同。
2、下述文件是本合同的一部分，并与本合同一起阅读和解释;
⑴投标人提交的投标函和投标报价表;
⑵药品需求一览表;
⑶通用合同条款及前附表;
⑷中标通知书。
3、合同所涉及的药品详见附表。
4、投标人在此保证将全部按照合同的规定向医疗机构提供药品和伴随服务，并修补缺陷。
5、本合同有效期壹年。合同期内，如遇国家规定或新的文件决议，按国家规定和新的文件决议执行。
6、此合同一式四份，市药品、医疗器械(耗材)集中招标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管理委员会，甲方和乙方各一份。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合同模板]生猪购销合同纠纷案例汇集
在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合同频繁的出现在我们身边。为了增强企业双方的法制意识，就需要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完整的购销合同。签订购销合同可以强化企业双方的法制意识。那么，你知道购销合同的双方是谁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合同模板]生猪购销合同纠纷案例汇集”，仅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生猪购销合同纠纷案例(篇一)
销售方： (以下简称甲方) 购货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协商，甲方自愿将南部县金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地处南部县嘉陵路136号)的生猪头蹄销售给乙方，并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一、甲方年宰生猪约10余万头，平均月宰量约9000余头，其头、蹄全部销售给乙方，若甲方的生产量不能保证乙方的需求，乙方可另行外购，甲方不得干预。
二、产品质量：甲方所提供生猪产品，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经过检疫检验并出具相关有效票据。
三、甲方每日所产生的头蹄乙方自行组织人员收集、归类过磅，结清当日货款(其中：运费、人工、卸装车等费用概由乙方自行负责)，否则，甲方将从定金中扣除，乙方不得有任何异议。
四、合同期限：自二O一 年 月 日至二O一 年 月 日止，若需续签，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
五、资金流量预算：300套/日×18.50㎏/套×10.50元/㎏×30天=1.748.250.00元。因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甲、乙双方每10日议价一次，达成共识后执行。
六、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时，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货源定金伍拾万元人民币。
七、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在合同执行期内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否则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八、本合同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增补补充协议。
九、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产生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_________ 乙方(公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生猪购销合同纠纷案例(篇二)
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例
湖北省法院民一庭民事调解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孝感市分行(以下简称孝感建行)，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城站路120号。
代表人王明星，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才金，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志雄，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业集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
法定代表人冯渭，该集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应东，湖北省孝感市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干部。
委托代理人黄红，湖北睡虎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返还购房款纠纷
上诉人孝感建行因返还购房款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孝民三初字第89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拓业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经审理查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孝感中院)于1995年8月8日下发的(1995)孝经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孝感市建银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建银公司)即申请孝感中院对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原孝感市物资协作总公司(以下简称物协公司)拥有的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屋首层已出租给张朝成，张朝成又将该房转租给广州市拓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拓业)，故由孝感中院于1995年12月12日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给广州拓业和张朝成，要求其将应缴纳给张朝成，并由张朝成交给物协公司的租金，直接划转孝感中院，由孝感中院转付给建银公司，每月7.4万元(人民币，下同)。随后，又应建银公司的要求，将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进行委托评估，准备作价过户给建银公司或是拍卖获取资金履行建银公司应得到的受偿权，至1997年3月4日，孝感中院受理并调解了原告孝感市经协开发总公司诉物协公司的房屋代管协议纠纷案。孝感市经协开发总公司于1997年4月11日向孝感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孝感中院下发了(1997)孝经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将该院(1996)孝经执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撤销，后经建银公司于1997年8月28日向本院提交申诉材料，本院于1997年9月30日以(1997)鄂法立函第5号指令孝感中院重审。孝感中院即于1997年12月31日下发(1997)孝经监字第12-1、孝经监字第12-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该院(1997)孝经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和(1997)孝经二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对建银公司与物协公司的案件进行再审，结论是物协公司对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并不享有产权和处分权，说明其长期的出租和收取租金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并于1998年12月26日下发了(1997)孝经监字第12-3号民事裁定书，将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的产权确认仍为孝感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
建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毕从良，委托代理人涂志于1996年11月12日、14日、15日向原广州拓业出具委托手续，提供孝感中院的相关法律文书，与其签订《房屋抵偿协议》、《抵偿借款合同》，约定由广州拓业借款200万元给涂志，建银公司则以孝感中院执行裁定确认的建银公司为申请执行人，物协公司为被执行人，并以收取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租金每月7.4万元近一年的法律文书判决的物权进行担保，在《房屋抵偿合同》中约定，如甲、乙双方任一方违约，将向对方支付违约金200万元。至1996年11月15日，原广州拓业即依约将200万元银行汇票交给涂志，涂志和毕从良在出具的收条上签字并加盖贴去财务专用章字样后的建银公司公章。1997年2月26日，建银公司又与广州拓业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建银公司依照孝感中院(1996)孝经执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将原误属于物协公司座落于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343.664平方米抵偿给广州拓业，总计价款为4123968元，合同签字后5天内建银公司收取广州拓业200万元(实际指的是前一年11月15日已交给涂志、毕从良的200万元)，建银公司保证在6个月内将房屋产权过户给广州拓业，转让费由广州拓业承担，过户十天内广州拓业将余款2123968元付清给建银公司。此后建银公司未如期将房屋过户手续办妥，即于1998年2月23日，再次找到广州拓业(此时广州拓业已更名为拓业集团)，一方面解释是案件在进行再审，一方面提出可以马上办理，并要求拓业集团再付50万元作为过户费用，拓业集团即又支付50万元给建银公司，建银公司亦开具了50万元的收款收据。1999年元月15日、2000年7月1日，建银公司向拓业集团发函，确认涂志的200万元借款和后期的50万元过户费已转付该公司，并确认两笔收款均于1998年元月14日和2月24日开具收款收据的事实，承诺待案件再审完结后一定为其办理过户手续，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还在《说明》中承认由孝感中院执行提取的物协公司应收取的每月7.4万元租金已转达付建银公司的事实，亦加盖了贴去财务专用章字样后的建银公司公章。此后拓业集团在知道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产权已经易主，即于20xx年4月9日、6月4日发电报、函件给孝感建行，请求退还预付的250万元购房款无果而引起纠纷。拓业集团于20xx年8月诉至孝感中院，请求判令孝感建行退还原下设的建银公司预收的250万元购房款，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另查明，孝感建行下设的建银公司成立于1992年6月22日，毕从良任总经理至该公司被注销，虽然孝感建行曾于1994年以《孝建银人字(1994)第15号文件》将建银公司的总经理一职任命由罗建武担任，将毕从良调回行里就任他职，但直至建银公司于1996年7月9日经申请注销，孝感建行和建银公司均未到工商局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
生猪购销合同纠纷案例(篇三)
原告:某贸易货栈
被告:某社队企业办
某贸易贷栈与某商业站南城司购销服务处于1981年1981年10月8日签订代理购销合同。贸易货栈委托对方代购加工木托盘7500个,单价8.9元。双方同时口头商定,由贸易贷栈预付周转金1万元,合同履行完毕,周转金返还。
1981年12月,将代理购销人改为某社队企业办,交货期限变更为1982年12月,原合同的其他内容和口头约定不变。社队企业办于1982年1月5日,收到贸易货栈所付周转金1万元。
在合同履行期间,社队企业办曾两次以木材提价等理由,提出调整原合同规定的木托盘单价。1982年9月5日,在社队企业办交付木托盘1697个后,双方书面协议,将尚未交货的木托盘单价变更为9.6元。1983年1月15日双方又书面协议,将尚未交货的4062个木托盘单价,变更为10.3元。交货期限变为同年4月。双方在书面协议中再次明确规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周转金1万元整,执行合同完毕,周转金如数返还。”
在该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承认合同中规定的木托盘单价,系按每个木托盘扣除成本运杂费后,社队企业办实得组织加工费5角计算,并未考虑到纳税问题。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社队企业办使用贸易货栈提供的资金,并以贸易的货栈的名义,从事代购代销加工活动。此外,贸易货栈还为社队企业办垫付了购买加工木托盘所用元钉。
至1983年4月,社队企业办因铁路运输原因,未能按期将最后一批木托盘2832个交货。双方经协商至同年6月交货。
1983年5月,某县税务局认为:本合同是购销合同,系临时工作人员王某个人所为,责令王交纳已交货的木托盘所欠工商税2115.78元。临时税275.9元、手续费税82.04元。并追缴王*人所拖欠的其他税款。王不服,就木托盘纳税问题,曾到某地区税务局和国家税务总局申辩。在此期间贸易货栈两次出具书面证明,证明本合同系委托代办关系,关非买卖关系,并致函税务部门表示:如需纳税,愿承担木托盘应纳的工商税。
1983年6月30日,某县税务局认定该县南城司信用社一个暂存款户的存款系王某本人收入,强制扣缴上述木托盘税款及相同数额的罚款计4783.36元:王某个人税款及相同数额的罚款计3449.36元;社队企业办认为税务局所扣款项系贸易货栈提供的周转金。并通知贸易货栈出面解决,以保证合同履行。为此,贸易货栈曾多次派人与某县税务局交涉,未能解决。贸易货栈于1984年3月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社队企业办返还周转金和垫付款计11020.17元。
区法院认为:本案合同有效,具有加工订货合同的主要特征。但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系社队企业办所属工作人员中的其他税款问题所致。据此判决社队企业办返还周转金及垫付款。社队企业办不服一审判决,以应确认为代购加工合同,并继续履行为由,上诉到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合同应确认为代购代加工合同。该合同有效,应继续履行。有关税务问题,应由税务机关处理。
经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
1.本案合同继续执行。
2.贸易货栈向社队企业办提供银行担保后,再支付给社队企业办周转金24965.15元,于接到本调解书之日起二日内电汇。
3.社队企业办于1985年6月底以前,将2862个托盘全部交货,其规格质量和交货验收方式等,仍按原合同规定执行。
4.已交货的4668个木托盘交纳的工商税、临时税和罚款4783.36元,由贸易货栈承担。
5.尚未交货的2832个木托盘如数缴纳,工商税仍由贸易货栈承担,加工税由社队企业办承担。
6.社队企业办交付2832个木托盘后,贸易货栈应支付给其组织加工费1416元(每个木托盘5角)。社队企业办同意用此款抵应退周转金。
7.经双方核算,社队企业办在合同履行完毕后,还应退还给贸易货栈周转金2033.36元,于1986年12月底以前全部还清。
8.有关税务问题,双方申请税务机关解决。
这是一起合法有效的代购加工订货合同。纠纷的起因是某县税务局误认为是社队企业办临时工作人员王某个人所为的购销合同,强行扣缴了信用社某一存户的存款。实际上是贸易货栈向社队企业办提供的周转金,虽经贸易货栈多次出具证明,并派人到某县税务局交涉,均未得到解决,影响这一合同的继续履行。贸易货栈遂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社队企业办返还周转金及垫款。
经过区人民法院调查认定,这一合同具有代购加工订货合同的特征,认为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是社队企业办所属工作人员拖欠税款所致,因此判令社队企业办返还贸易货栈的周转金及垫付款。这一判决无疑会影响社队企业办继续履行加工订货合同,掐断了它的生产门路,因此社队企业办不服上诉是理所当然的。
中级法院在二审中,审查了一审判决,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确认这一合同的性质是代购加工订货,而不是购销合同,是合法的,有效的。
2.贸易货栈和社队企业办在履行这一合同和几个补充协议中,是认真负责的,没有违约行为。唯一的缺点是合同中忽略了纳税问题,应该批评补交。
3.关于税款问题,应由税务机关处理。
在认定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主持调解,双方处愿达成了协议;代购订货加工合同继续履行,周转金继续提供,税款及诉讼费双方合理分配,纳税问题双方申报税务机关,贸易货栈撤销了要求社队企业办返还周转金与垫付款的诉讼请求。
代购加工订货合同是我国当前经济合同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加强城乡经济交流,促进工商企业之间、企业与农村生产单位、个体手工业户的加工订货生产都有较大好处。法院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扶植他们的代购与生产是十分重要的。
生猪购销合同纠纷案例(篇四)
交了学费，各科考试合格，修完全部学分，方某等四人本应该在20xx年6月拿到的毕业证书，却到如今一直杳无音讯。
3月31日，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方某等四人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与张寿眉(原湖北函授大学金华函授站负责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庭审后经法官主持调解，双方最终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由张寿眉于4月20日之前全额退还方某等四人学费和报名费共计27710元，其他事项双方互不追究。
20xx年12月、20xx年8月，方某等四人通过《金华日报》刊登的湖北函授大学金华函授站招生广告，到第一被告在金华设立的教学点即第二被告张寿眉处报名相应学科的学习，学制二年。根据规定分别在20xx年和20xx年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却一直未拿到，但同一批的其他同学都已拿到毕业证，后经多次催促，张寿眉出具承诺书，答应在20xx年7月保证办好毕业证，否则退回学费。并出具学费、报名费发票，加盖中国地质大学成教学院金华教学站印章的证明书，张寿眉本人出具的承诺书，20xx年、20xx年《金华日报》刊登的湖北函授大学金华函授站报生广告等书面证据。诉请法院判令第二被告退还学费，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被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理人答辩称，其一，中国地质大学没有设立过金华教学站或金华教学点的办学机构，亦没有录取方某等人并收取费用的行为;没有刻制、使用过中国地质大学成教学院金华教学站、中国地质大学金华教学点财务专用章印章的行为;没有以中国地质大学成教学院金华教学站的名义向方某等人出具过证明文件;并查实此期间方某等人学籍系注册在商丘师范学院名下，不是地质大学录取并进行了学籍注册的学生。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其二，本案第二被告张寿眉不是地质大学工作人员，与其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故第一被告没有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出具了相应的证明材料。
庭审中，张寿眉承认在金华设教学点没有经浙江省教育厅审批备案，刻章也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开具学费报名费的发票是以金华双溪文化补习学校(法定代表人张寿眉)名义开办。而对于为什么其他学员拿到毕业证，而原告等四人却没有拿到 为什么声称以中国地质大学名义招生，而学籍却注册在商丘师范学院名下 以及其中复杂关系等问题，张寿眉一直未作出明确答复。
庭审结束后，鉴于此案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主审法官在征得各方同意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最终达成前述调解协议。
据悉，20xx年3月2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收到法院寄送的开庭传票后，即于当月12日向婺城公安分局举报张寿眉涉嫌盗用举报人名义刻制并使用印章;盗用其名义设立办学机构招生、骗取学生学费。
生猪购销合同纠纷案例(篇五)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案例如下:
中国的甲公司与美国的乙公司订立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出售一批衣料给乙公司，履行方式为：甲公司于7月份将该批衣料自重庆交铁路发运至大连，后由大连船运至美国纽约，乙公司支付相应对价。但7月份，甲公司没有履行。8月3日，乙公司通知甲公司，该批衣料至迟应在8月20日之前发运。8月 10日，甲公司依约将该批衣料交铁路运至大连。但该批衣料在自大连至纽约的运输途中因海难损失80%。由于双方对货物灭失的风险约定不明遂发生争执。乙公司认为，甲公司未于7月份履行合同违约在先，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因甲公司未按时履行义务已终止，故货物损失的风险理应由甲公司承担。
问：
1.乙公司是否有权要求甲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什么?
2.乙公司认为本案合同因甲公司违约已经终止的观点是否正确，为什么?
3.本案中，货物损失的风险应由谁承担，为什么?
问题补充：按照第三位朋友的分析,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因不可抗力造成的80%的货物损失, 乙公司无权要求甲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对于另外的20%，由于甲公司延迟交货，乙公司1，乙公司当然有权要求甲公司赔偿损失。(这里的损失肯定不是指货物灭失的损失，乙公司认为，甲公司未于7月份履行合同违约在先，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案例中指的损失当然是指甲公司延迟履行给乙公司造成的损失，既然乙公司认为货物未交付，那么货物灭失就不是给乙公司造成损失，那么乙公司又怎么会主张损害赔偿?如果按楼上的说法，这两项说法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里的的损失是指甲公司原本应当7月履行合同，由于甲公司的违约未履行，直到8月在乙公司催促下，要求甲公司于8月20日前必须交货。甲公司延迟履行合同的违约行为非常明显，也没有正当的抗辩理由，乙公司当然有权要求甲公司赔偿因为其延迟履行给乙公司造成的各种损失。
2，乙公司认为合同已经终止是错误的。
因为，甲公司延迟履行构成违约后，乙公司本来既有权解除或终止合同(如果延迟履行造成乙公司无法达成合同目的，甲公司当然构成根本违约)也有权要求甲公司继续履行(如果继续履行对乙公司有利)。而这时，乙公司选择了要求甲公司继续履行。那么，根据合同法，乙公司就不能再拥有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权利了。(乙公司不可能既要求甲公司继续履行，又保留单方解除权，这显然违反合同法的基本法理)
3，本案中货物的风险应当由乙公司承担。
动产的风险随着交付而转移，这个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地方是货物的交付地点。因为，若当事人对交付地点约定不明，依合同法第61条又不能确定的，交货地点依第 141条解决。由于，货物在交付第一承运人后灭失，因此双方不可能适用第61条，而只能适用第141条第二款第一项，因此，甲公司自交付第一承运人之后，风险随之转移至乙公司。
法律依据：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一百四十一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
生猪购销合同纠纷案例(篇六)
原告__公司，住所地____市工业区路号。法定代表人唐_，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_，上海__律师。
被告__厂，住所地省市路号。
被告__厂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经对原告__公司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原告__公司诉称事实属实。本院另查明，原告__公司出具的四份增值税发票，被告__厂已在相关部门作了认证、抵扣。本院认为，原告__公司与被告__厂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具有《民法典》规定的无效合同的其他要件，该合同当属有效，合同的条款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拘束力。被告__厂经本院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自己的抗辩等其他诉讼权利，对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百九十五条《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第六百二十六条、第六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__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____日内，支付原告__公司货款余额74，979。35元;
二、被告__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____日内，偿付原告__公司以货款74，979。35元为本金计，自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74。06元，由被告__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____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____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杨____月____日
书记员汤__
生猪购销合同纠纷案例(篇七)
光船的租赁合同纠纷案
光船租赁合同纠纷案
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2)沪海法商重字第3号
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运输分公司(原名上海石油集团运输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共青路123号。
负责人金国明，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放，上海市浩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上海市浩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申联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零陵路583号海洋石油大厦2819室。
法定代表人皮德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金之然，上海市天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宗耀，该公司职工。
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运输分公司(以下简称“石油化工”)与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申联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联船务”)光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2年5月18日作出(2001)沪海法商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2002年11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02)沪高民四(海)终字第8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02年12月2日重审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03年9月30 日、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石油化工的委托代理人曹放、申联船务的委托代理人金之然、余宗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油化工诉称，1999年6月10日，石油化工与被告订立了“申联油1号”轮的光船租赁合同，约定由石油化工自1999年7月1日起至2002年6月 30日止，光船租赁被告所有的“申联油1号”轮，租金为每月人民币225，000元，每月初的五个银行工作日内支付。双方还约定，起租前为满足租赁要求进行船舶修理的费用，由石油化工垫付，被告承担，分两年从租金中逐月平均扣还，扣完为止。合同订立后，原、被告双方即开始履行合同，直至2001年5月。 “申联油1号”船舶资料显示该轮的建造完工日期是1981年，而在2001年4月至5月间，该轮被查出实系1968年建造，并被有关港务监督部门限制营运，石油化工通知被告接回船舶，但被告拒不接船。石油化工认为，由于“申联油1号”轮的实际船龄与合同约定的船龄有重大差异，直接影响了原告对合同标的物的保养、使用和收益。该合同的订立是因双方对合同标的物有重大误解，致使有关租金的约定显失公平。请求确认“申联油1号”轮的光船租赁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判令被告返还支付的租金差额、船舶修理费借款、赔偿原告因被告拒不接船而产生的所有费用等，以及上述款项的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重审期间，石油化工进一步确认给付内容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返还租金差额人民币34，596.80元(即石油化工实际已付租金人民币2，647，500元与石油化工自愿补偿给被告的人民币2，612，903.20元之间差额);2、修船借款人民币1，420，000元;3、为发放被告船员工资等费用的借款人民币 253，281.69元;4、扣船造成的损失人民币407，184.32元;5、代垫舱容检测费用及损失人民币54，774元;6、因被告拒不接船而产生的维持费用人民币560，625元(包含船员工资、伙食费及油水费用);7、船龄鉴定费用人民币16，150元，上述诉讼请求合计人民币 2，746，611.81元，利息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从原审起诉之日，即2001年7月9日至判决生效之日。
申联船务辩称，一、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光船租赁合同依法成立。申联船务依约交付了适航并适于约定用途的“申联油1号”轮，提供了光船所需的全部有效证书，原告在履约的两年间也支付了大部分运费(租金)，不存在对合同标的有重大误解和租金约定显失公平的情况。二、原告诉称的“2001年4月至5月间，该轮被查出实系1968年建造，并被有关港务监督部门限制营运”与事实不符。2001年4月30日港监部门发出的安检整改通知书既未认定船舶系1968年建造，也没有作出限制营运的决定，涉及的仅是光船租船人责任范围内的安全整改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交海发(2001)221号文件的规定，“船龄应以船舶国籍证书载明的建造日期为准”，申联船务持有的“申联油1号”轮船舶国籍证书上的建造日期为1981年。任何部门和个人不能擅自变更。因此，原告要求撤销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三、根据原、被告于1999年11月达成的光船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双方协商用降低租金的方法，将“申联油1号”轮起租前的修理费改由原告承担，该补充协议已由双方实际履行，原告有关支付修船借款的诉讼请求也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申联船务同时反诉称，光租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申联船务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过错和违约行为，石油化工请求撤销合同前提不存在。根据“申联油1号”轮的光船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合同实际履行从1999年7月13日至 2001年11月13日，日租金为人民币7，500元，总租金为人民币6，442，500元，扣除起租前修船费用人民币1，420，000元和向石油化工的借款人民币245，975.69元，以及石油化工已经支付的人民币2，577，500元，石油化工尚欠申联船务人民币220万元。石油化工于2000年 4月至9月间拖欠申联船务人民币510，000元租金，2001年2月至9月间又拖欠租金人民币1，090，000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每天万分之四的违约金标准，石油化工应付租金违约金人民币139，480元。根据光租合同的约定，还船时船舶应具有交船时的相同状态，否则石油化工应当承担修复责任或者给予赔偿，参照涉案船舶起租前的修船费用，石油化工应当承担船舶恢复原状的费用人民币1，420，000元。因此，申联船务诉请解除涉案光船租赁合同，判令石油化工应支付拖欠的租金及利息，并赔偿修船费用等费用，计人民币3，759，480元。
石油化工就反诉辩称，申联船务的请求系建立在光船租赁合同有效基础之上的，但由于该合同存在重大误解，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不存在解除合同的问题。石油化工并不存在拖欠租金的违约事实，也没有过错，涉案船舶已经被港务监督要求停运，所以不存在恢复船舶原状的问题，申联船务反诉没有依据，应予驳回。
石油化工为支持其本诉的诉讼请求及反诉的答辩理由，向法庭提供了九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1、光船租赁合同，2、船舶检验证书簿，证明双方于1999年6月10日订立光船租赁合同，租金为每月人民币225，000元，“申联油1号”是1981年建造，主机额定转速应当为270RPM.
申联船务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光船租赁合同对租赁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已经实际履行，是处理本案纠纷的基本依据。船检证书系其于1996年5 月合法取得，证书载明的1981年建造事实，是通过浙江省温州船检处和上海船检局先后检验审核认定，其记载的船龄事实具有法定效力。
鉴于申联船务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以及石油化工所要证明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第二组证据：1、关于合作购买“幸运2号”废钢船协议，2、合作购买油船协议，3、中国船舶电站设备公司向乐清市华夏海运公司开具的一张普通发票和一张增值税发票，4、中国船舶电站设备公司进口废船移交通知书，5、废钢船卫生合格证书，6、上海港务局装卸作业区进口货物费用收据，7、“中船电拆 9401”钢船登记证书，石油化工称上述证据来源于上海海事公安处，证明“申联油1号”实际上是乐清市华夏海运公司委托中国船舶电站设备公司进口的废钢船(“幸运2号”、“中船电拆9401”为其曾用名)，用于拆解，建造年份为1968，8、船舶购销合同书，9、“乘胜油18号”轮产权交接书，10、“申联油1号”轮船舶检验证书簿，石油化工称上述证据来源于上海海事公安处，证明申联船务自乐清市华夏海运公司处购得“乘胜油18号”轮(“幸运2号”更名为 “乘胜油18号”)，其后“乘胜油18号”轮又更名为“申联油1号”轮，11、“申联油1号”轮原始舱容表复印件，来源于“申联油1号”轮被禁止航行后，石油化工的船员在“申联油1号”轮上找到，证明“申联油1号”实际上是1968年建造，12、“申联油1号”轮船龄调查报告，证据来源为中国船级社应上海海事法院的委托作出，证明“申联油1号”实际上是1968年建造的，13、“幸运二号”钢船登记证书和废钢船登记证书的空白格式件，前者系申联船务在原二审过程中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后者为石油化工从上海市海事局取得，证明该证书实际上是由证据7篡改而成，“申联油1号”轮实际上是废钢船。
对该组证据，申联船务质证认为，证1至证7，证据形式上没有证据来源提供者的确认，真实性存疑，不予确认。其内容所涉及主体是案外人，针对否定的对象是船舶管理机关认定的船龄事实，与本诉被告无直接关联，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应依法通过行政诉讼另案处理;确认证8至证10的真实性，其内容证明 “申联油1号”轮系合法取得以及该轮在原船东转让前(1996年3月)，建造日期就是1981年的事实;证11“原始舱容表”，该表来源不明，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2船龄调查报告中关于“船龄”推定结论真实性和相关证明力持有异议，不予确认，理由为：第一，推定结论与船检局和海事局已认定的81年船龄事实相矛盾。第二，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船检局和海事局认定的船龄事实是错误和违法的。第三，行政机关公文书证证明力优于中国船级社的鉴定结论。第四， “报告”关于船龄是68年的推定，其结论不是唯一排它的，不能作为推翻行政机关依法认定的船龄事实的证据。证13，空白纸张无内容，不能作为证据。
由于本组证据1至10均为复印件，石油化工虽称证据来源为上海海事公安处，但在证据形式上因缺少上海海事公安处的盖章确认，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证明。对于申联船务确认的证据8、9和10，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原始舱容表，证据来源不明，欠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12为本院委托之鉴定，申联船务对该证据的形式没有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对该证据内容的争议，本院认为，船舶证书和船舶资料上记载的事项在通常情况下是合法有效的。但在本案中，“申联油1号”轮在各项船舶证书均明确记载船舶建造日期的情况下，被海事监督部门提出“船龄”的质疑，本身说明船舶资料记载的信息与实际船况有不符之处。中国船级社作为目前国内权威的船舶检验机构，其登船检验的结果符合客观事实，是对海事监督部门提出“船龄”质疑的印证。船检报告的结论是中国船级社通过实地查证，然后根据查证线索向国外有关制造厂和船舶管理部门查询，在当今世界主要的船舶登记机构进行相应的查核之后才做出的，而且各种调查的结果都均证实“申联油1号”轮实际建造时间是1968年。整个过程虽是一个推导论证的过程，但其根据的是客观事实，鉴定报告中对查核船龄的方法做出如下说明：“根据验船师在主机输出端发现的主机铭牌上所记载的日本主机制造厂，将上述主机参数提供给该制造厂，请求其确认该主机是否由该厂制造，如是则请其确认主机制造日期。”显然，中国船级社查核的依据是主机铭牌上所记载的日本主机制造厂和主机参数，并不是主机制造日期。因此，本院认定船检报告的证据效力应优于船舶资料，依法采信中国船级社关于“申联油1号”轮船龄调查报告，确认“申联油1号”轮的建造日期事实上是1968年。证据13，缺少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第三组证据：1、“申联油1号”租金收入清单，2、银行进帐单和发票存根，为申联船务在原审过程中提供，证明石油化工以货币形式实际支付给申联船务的租金数额。
申联船务质证认为，证1“租金收入清单”以及证2所附凭证所反映的实付租金人民币2，647，500元系计算错误。现依据原、被告原始支付凭证重新复核，本诉原告实付租金应为人民币2，577，500元。对此，石油化工提供的原审证据认可的实付租金是人民币2，577，500元。申联船务为证明其主张，又提供了一份补强性证据一张招商银行的退票单。
经查，日期为2001年1月22日上海市交通银行的进帐单上载明申联船务有人民币70，000元的收款入帐，但申联船务收到招商银行于2001年1月 23日出具的人民币70，000元的退票单，退票原因为余额不足，且上述两张银行单证上的付款行交换代码一致，可以固定石油化工的付款因余额不足被银行退票的事实。因此，本院认定申联船务实收租金为人民币2，577，500元。
第四组证据为《关于申联油1号修理费的备忘》，双方当事人于1999年11月19日订立，证明修船费人民币1，420，000元由石油化工垫付，申联船务负担，约定在每月租金中扣还。
因申联船务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确认，本院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
第五组证据：收条、记录、工资单等，证明石油化工替申联船务支付船舶费用和发放工资的借款及其数额。
申联船务对借款事实确认，但对具体金额有异议，认为石油化工提供的重审第五组证据2中 “申联油1号进厂前拖带情况说明”书证中所涉的人民币6，500元拖轮费支出，该笔费用已计入“申联油1号”轮修理费帐内。“收到伙食库存柒佰伍拾元正” 收据，不是申联公司借款，而是退款，收款人杨香丸是本诉原告职工。上述两项多计申联船务人民币7，250元。申联船务确认借款为人民币 245，975.69元，而不是石油化工所主张的人民币253，281.69元。
经查，涉案船舶起租前的修船费用中已经包含了将船舶从锚地到修船厂的拖带费用人民币7，020元，本院认为，同一次修船中通常不会有两次拖带，也不可能产生两次拖带费用，显然，“申联油1号进厂前拖带情况说明”书证中所涉的人民币6，500元拖轮费已经计入涉案船舶起租前的修理费用，所以该笔费用应予扣除。关于杨香丸签字的“收到伙食库存柒佰伍拾元正”收据，其签署日期为1999年5月19日，很明显，该笔费用发生在涉案船舶起租之前，申联船务关于该笔款项为“退款”的主张无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不予采信。综上，申联船务借款金额应为人民币246，781.69元。
第六组证据：1、2000年3月22日至4月23日的航海日志，2、石油化工与有关货方的合同，3、石油化工与申联船务之间的函，4、申联船务关于损失的计算明细，证明：由于申联船务的原因，“申联油1号”轮被扣押，导致石油化工实际不能使用船舶的起止时间：“申联油1号”轮被扣不能履行货运合同，石油化工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石油化工的索赔和申联船务承诺的事实。
申联船务认为，对证据1航海日志所记录内容无异议，但对本诉原告扣船损失时间从2000年3月22日至4月23日主张不确认。扣船时间应从航海日志记载2000年3月28日12时收到扣船令到4月18日6时船舶返回原扣船地时止，实际扣船损失时间是20天18小时。证据2对石油化工与有关货方的合同的真实性不确认。证据3 中2000年4月21日石油化工致申联船务的函，其上扣船损失计算依据和金额系单方不合理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2000年6月“申联船务致石油化工的函”以及证4 “被告关于损失的计算明细”的真实性确认，但对石油化工所证明的内容持异议。
申联船务对本组证据中1、3和4的真实性未置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涉案航海日志显示，2000年3月22日2300时，“申联油1号”轮从椒江空载起航开往大连装货，该轮于2000年3月26日0055时抵达大连港锚地。因申联船务于租赁前与他人的经济纠纷，同年3月28日1200时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对“申联油1号”轮实施扣押，命令该轮空载开回上海等候处理。4月18日0600时，“申联油1号”轮被解除扣押，并重新空放回到大连港锚地。因原大连港的货物在“申联油1号”轮被扣押时改由其他船舶出运，“申联油1号”在大连已经无货可装，故驶往天津。该轮于2000年4月21日1422时抵达天津港锚地待货。对此，石油化工于2000年4月21日向申联船务提交包括因未能履行运输合同的违约损失在内的计人民币580，680元的损失清单，此后石油化工扣减了2000年4月和5月的租金。2000年6月1日，申联船务法定代表人皮德诚致函石油化工，表示愿意承担石油化工的损失，并认可石油化工已扣减的2个月的租金人民币450，000元人民币为抵押。2000年9月22日，申联船务再次致函石油化工，表示承担上述扣船损失，但确认损失金额只有人民币 216，798.25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石油化工合理地调整了具体的损失计算依据和标准(大部分采纳申联船务的计算标准，如油料淡水消耗率、油价、工资伙食办公标准等)，最后计算出损失具体为人民币407，184.32元。而申联船务坚持原来的观点。石油化工虽提供了相关的运输合同，证明未能履行运输合同的违约损失，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装载计划和实际赔付的证据，其就整个航次的损失(包括违约金)要求申联船务赔偿，缺乏事实依据支持。但鉴于申联船务已确认石油化工因扣船而致的损失为人民币216，798.25元，本院予以认定。关于扣船期间的船期损失以前一个航次结束时起至准备下一个航次前止的期间的租金作为计算损失的依据较为合理，即从2000年3月22日2300时船舶开往大连港待货时起到该轮于2000年4月18日0600时离开大连港往天津港锚地待货时止，石油化工因船舶被扣押实际损失了租期26天7小时。
第七组证据：1、2000年8月30日申联船务至石油化工安排舱容检测的函，2、国家船舶舱容积计量站收费通知单，3、舱容检定服务费发票，4、石油化工在2000年9月28日制作结算清单来源，证明涉案舱容检测的.费用是人民币33，000元，石油化工除已经替申联船务支付了舱容检测费用之外，舱容检测耗时，使石油化工5天无法正常使用船舶，产生损失。
申联船务确认证据1、2和3的真实性，证明申联船务同意利用避台期间进行舱容检测，不影响租期，“舱检费”控制在人民币35，000元内的事实。对证据4结算清单，申联船务认为是石油化工的单方主张，该要求已超出实际费用人民币33，000元之外，不予确认。
申联船务对涉案舱容检测费用为人民币33，000元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石油化工在涉案舱容检测中产生的租期损失，由于申联船务在委托石油化工办理舱容检测事宜时表明了两层意思：一、舱容检测费用控制在人民币35，000元内;二、利用避台的机会进行舱容检测。且事实上，2000年8月 27日至9月5日间，正值“派比安”台风侵袭上海，申联船务的委托行为符合客观实际，并无证据证明给石油化工的船舶使用造成额外损失，石油化工关于因涉案舱容检测导致租期损失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认定。
第八组证据：1、涉案船舶安全检查记录簿相关记载，2、航海日志，3、石油化工致申联船务的函，证明因船龄问题该轮经常被港监部门检查，致使石油化工无法正常使用船舶
申联船务质证认为，证据1中关于2001年2月21日和4月30日安检通知书所记载整改事项，是属于光租方维修责任范围，与船龄无关，对石油化工所要证明的内容不确认。证据2航海日志2001年2月21日、3月3日、4月12日记载老龄船检查记录，反映的是有关部门正常检查，该检查不能证明石油化工无法正常使用船舶的理由成立。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证据3石油化工的函，是单方主张，其内容不确认。
对该组证据的证据形式的真实性，申联船务未置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记载，涉案船舶在所到港口曾多次被当地港务或海事部门登轮检查船舶安全问题，其中曾涉及老龄船问题。2001年4月30日，上海海事局向“申联油1号”轮下发《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要求整改数十项内容，包括“船舶建造日期有疑问”：“国籍证书过期”：“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过期”等等。
第九组证据：1、2001年5月15日石油化工要求申联船务接船的函，2、上海鑫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加油发票及凭证和加水发票，3、船员工资单，证明2001年5月15日因船龄问题致使船舶停航不能营运，其后至10月间，“申联油1号”发生的船舶维持费用。
申联船务质证认为，证据1石油化工致申联船务的函，是石油化工违反光租合同约定，单方解除光租合同的违约行为，对其内容不予确认。对证据2和3，光租合同未解除，仍有效，擅自停航发生费用应由光租人石油化工承担，且石油化工提出的费用凭证或是单方制作或缺乏合理计算依据，对有关费用数额不予确认。
申联船务对该组证据的形式未置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石油化工主张实际支出维持费用为人民币560，625元，并提交了各种财务单据予以证实。从证据角度，石油化工提交的证据完备，每一笔费用均有据可依。且在客观事实方面，石油化工所花费的维持费用均在合理范围内。如，在船员配备上，停航之初船员配备不可能减少，随着石油化工提起诉讼，船舶状态基本处于稳定，但随后船员的配备逐步减少直到最低限度。因此，对石油化工实际支出船舶维持费用人民币 560，625元的事实，应予认定。
石油化工于2003年3月24日提交了南京长江油运公司致上海浩英律师事务所的函，其上载明：根据我司实务操作，1999年载重吨为5000吨(1981年在日本建造)的二手油轮，光租市场租金为人民币8，00010，000元/天;建造时间为1968年的同类型船，光租市场租金为人民币 3，5004，500元/天。
申联船务认为，上述证据为案外人的一家之言，不予认可。由于该函为原件，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申联船务提交了其在原审中的证据、原判上诉审证据，并在重审中提交了新的证据作为本诉抗辩与反诉证据：1、“申联油1号”轮光船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以证明修船费由原告承担，2、船舶国籍证书，以证明船舶建造日期，3、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以证明原告未按通知内容进行整改，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原告承担， 4、2001年8月6日，被告给上海海事局的函，要求海事局明确船舶停航原因，5、上海海事法院(2000)沪海法商初字第311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 “申联油1号”轮的建造日期为1981年，6、适航证书，检验时间为2000年5月15日，以证明船舶适航，对原告的营运没有影响，7、违约金计算表，表明违约金的数额(仅作为反诉证据)，8、光船租赁合同，以证明租金和违约金产生的依据(仅作为反诉证据)，9、关于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中对船龄有疑问的解释的说明，以证明船龄问题并不影响开航，10、“申联油1号”轮2001年5月1日停航后维持费的计算表，表明申联船务计算的维持费金额，11、申联船务对石油化工租用“申联油1号”轮经营期间运费收入的估算表，表明申联船务计算的原告运费收入金额，12、“申联油1号”轮的租金收入清单、进帐单、发票及借入款明细清单，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往来帐目情况，13、关于2000年3月至4月间扣船损失的计算依据及附件，以证明申联船务计算的扣船损失的合理性。
在原判的上诉审中，申联船务又提交了：1、钢船登记证书，2、买卖船舶申请书，3、船名核准表，4、船舶检验证书，5、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证明涉案船舶系1981年建造。
在重审中，申联船务又提供了如下证据：1、“申联油1号”轮拍卖公告，证明宁波海事法院在报纸上刊登拍卖船舶公告，确认涉案船舶的建造日期为1981 年，2、石油化工拖欠租金明细表，证明在租期1999年7月13日至2001年11月30日石油化工应付租金人民币6，442，500元，扣除已付租金人民币2，557，500元、修船款人民币1，420，000元、借款人民币245，000元，其尚欠租金人民币2，200，000元。涉案船舶修理帐单，证明石油化工应当根据“还船时恢复适航状态”的合同要求和国家法定检验的项目，承担修理费用，3、修船工程询价单和修理价预报单，证明涉案船舶将要发生的修理费用为人民币1，450，473元，其中修理项目不包括扩大和隐蔽的项目。
石油化工对申联船务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先有补充协议，后有备忘录，故备忘录内容已经推翻了补充协议的内容;对证据2的形式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船舶的实际建造日期;对证据3的形式没有异议，但对申联船务所主张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船龄问题无法整改;对证据 4、5、6的形式没有异议，船龄应根据鉴定结论，故对申联船务所主张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证据7系申联船务单方制作的材料，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8的形式没有异议，但认为应该撤销;证据9系申联船务单方制作的材料，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代表海事监督部门的意见;对证据10、11认为不能作为证据，这些材料仅表明被告申联船务的观点，其本身需要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对证据12的形式没有异议，但对借入款的金额有异议，认为应是人民币253，281.69元;对证据13的形式没有异议，但对申联船务计算扣船损失的方法不予认可。
对申联船务在原判上诉审中提交的证据1，石油化工认为系伪造的，不予确认。对证据2、3、4和5，确认其证据形式的真实性，但对申联船务所证明的目的和内容予以否定。
对申联船务在重审中提交的证据，石油化工认为，对证据1 “申联油1号”轮拍卖公告形式要件无异议，但是对其所要证明的该轮建造日期为1981年的观点不予认可。证据2租金明细表，实收租金人民币 2，577，500元有误，应为人民币2，647，500元。石油公司在租期内未正常支付租金的情况确实存在，但都是有理由的：(1)2000年4月至6 月的租金未正常如期支付，是由于“申联油1号”因申联船务的原因被海事法院扣押1个月，造成石油化工无法正常使用船舶并产生损失。4月份的租金，石油化工因申联船务原因无法使用船舶，根本无需支付，5、6月份的租金是作为石油公司因此而遭受损失的赔偿。申联船务事后明确表示作为抵押。(2)2000年9月的租金，是由于进行舱容检测，导致石油化工无法正常使用船舶并产生费用，才对租金进行了扣留，这也是申联公司默认的。(3)2001年1月至4月的租金，在这期间，因船舶船龄的问题，申联油1号被各地港监部门多次查处，致使石油公司无法使用船舶，损失很大，申联船务亦不予解决，石油化工这才留下部分租金。所以，这部分租金的未正常支付，实质上是申联公司的船龄不实问题所引起，也不应支付。(4)2001年5月以后的租金，“申联油1号”被查出船龄不实后，于2001年4月底就被勒令停航，石油化工根本不能再使用船舶。关于证据3、4和5有关“申联油1号”还船时的修理工程单及相关报价等，申联油1号“事实上根本就是一条废钢船，光船出租这样一条废钢船的合同不合法。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该合同有瑕疵，在2001年4月30日由上海港监在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上对船舶建造日期做出质疑批注后，”申联油1号“事实上也已经无法营运。申联船务拒绝接船，后该轮被依法拍卖，自然就不存在还船时的修理问题。
关于申联船务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石油化工对申联船务提供的证据1、2、4、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予确认，但认为关于船龄的记载内容均与最新的船检报告关于船龄的结论相悖，应以船检报告为准，故对申联船务所主张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证据3与本院在上海海事局调取的材料是同一份证据，其真实性应予确认;证据7、8是原件，其真实性应予确认;证据9系被告单方制作的材料，不具有代表海事监督部门意见的证明力;证据10、11是申联船务单方面估算的材料，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认定;石油化工对证据12的形式没有异议，对其真实性应予确认，但借入款明细清单所载内容并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其数额不予确认;石油化工对证据13的形式没有异议，其真实性应予确认。
对于申联船务在原判上诉审中提交的证据，由于钢船登记证书为复印件，石油化工也对其真实性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鉴于石油化工的质证意见，其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应予确认。
对于申联船务在重审中提交的证据，石油化工对证据的形式未置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就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本院认为，宁波海事法院的拍卖公告不能作为认定涉案船舶船龄的唯一依据，其证据效力低于船检机构的鉴定报告，不能推翻船检认定船龄的报告。关于石油化工已付租金，以及因船舶被扣导致的租期损失，前文已有认定。
根据石油化工的申请，本院原审向上海海事局调取了“申联油1号”轮的安全检查通知书;石油化工和申联船务对安全检查通知书没有异议，依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证据。
在重审庭审中，经法庭要求，石油化工提供了涉案船舶起租前的修船合同，申联船务提供了金额为人民币6，100，000元的涉案船舶买卖合同。对石油化工的证据，申联船务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申联船务的证据，石油化工予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定。
经对证据审查，并结合庭审内容，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1、1999年6月10日，石油化工作为承租人，申联船务作为出租人，就租赁“申联油1号”轮订立《光船租赁合同》。约定：自1999年7月1日起至 2002年6月30日止，石油化工光船租赁申联船务所属“申联油1号”轮，租金为每月人民币225，000元，每月初的五个银行工作日支付;迟延支付租金，每日按应付租金的万分之四计付违约金;起租前为满足租赁要求进行船舶修理的费用，由申联船务承担，申联船务确认后由石油化工垫支，分两年从租金中逐月平均扣还，扣完为止;申联船务未按合同约定保证船舶适航和适用于合同约定的用途，石油化工有权解除合同;石油化工如未能按约定支付租金或者未能在约定航区内的安全港口和航道从事约定的海上运输，申联船务有权解除合同;对约定解除外的任何提出解约的一方，应给予对方三个月租金的补偿。还船时船舶应当适航适货;合同还对其他有关事项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当时被告提供的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簿等船舶资料显示，“申联油1号”轮的建造完工日期是1981年。
2、1999年5月9日至7月9日，“申联油1号”轮进行租赁前的修理，产生总修理费用为人民币1，420，000元。就上述修理费承担问题，石油化工与申联船务之间曾经签署过《补充协议》和《备忘录》，《补充协议》将修理费的承担“变更”为石油化工承担，相应“降低”原先的租金标准(每年人民币 2，700，000 元“降”至第1、2年每年人民币2，040，000元，第3年为人民币2，600，000元，开始两个月租金人民币各200，000元，合计降租人民币 1，420，000元)，月租金为人民币170，000元，该份协议签署日期为“1999年11月”，未标明具体日期。《备忘录》中约定修理费的承担和处理方式仍按照原光租合同执行，月租金为人民币225，000元，修船费由申联船务承担，《备忘录》的签署时间是1999年11月19日。2000年4月 21日，石油化工致申联船务的《关于暂扣申联油1号期间损失清单》中表述为“3月份已付全部租金，应扣还10天，225，000÷30×10= 75，000元”。月租金为人民币225，000元。2000年9月22日，申联船务致石油化工的关于扣船实际损失清单中的第四项陈述为：“扣三月份已付租金：3.5×7，500=26，250元。”日租金为人民币7，500元，月租金为人民币225，000元。2000年9月28日，石油化工致申联船务的关于舱容检测的《结算清单》中表述为“共计用时伍天(耗时租期费用人民币37，500元)”，显然，日租金为人民币7，500元，月租金为人民币 225，000元。事实上，申联船务在反诉请求中也是按照月租金为人民币225，000元计算租金损失的。石油化工和申联船务实际履行了《光船租赁合同》和《备忘录》约定的内容，即“申联油1号”轮月租金为人民币225，000元，修船款由申联船务承担。
3、1999年7月初，石油化工为“申联油1号”轮上的原船员(租赁前申联船务所委派)发放申联船务所欠工资等费用，计人民币246，781.69元。1999年7月中旬，石油化工接船后，双方开始履行《光船租赁合同》。
4、根据涉案航海日志， 2000年3月26日0055时涉案船舶抵达大连港锚地待货。因申联船务于租赁前与他人的经济纠纷，同年3月28日1200时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对“申联油 1号”轮实施扣押，命令该轮空载开回上海等候处理。4月18日0600时， “申联油1号” 被解除扣押，并重新空放回到大连港锚地。因原大连港的货物在“申联油1号”被扣押时改由其他船舶出运，“申联油1号”在大连已经无货可装，故驶往天津。该轮于2000年4月21日1422时抵达天津港锚地待货。在上述期间，因申联船务单方原因致使石油化工未能实际使用“申联油1号”轮。因申联船务单方原因导致船舶被扣押引起的石油化工的损失除租期损失为26天7小时外，还包括船舶日常维持费用等损失人民币216，798.25元。
5、2000年8月28日至9月2日，“申联油1号” 利用“避台”时机进行舱容检测工作，耗时5天，石油化工为申联船务垫付人民币33，000元舱容检测费用。石油化工认为舱容检测导致其损失，与申联船务发生矛盾，迟付2000年9月份的租金。
6、“申联油1号”在营运过程中，在所到港口多次被当地港务或海事部门登轮检查船舶安全问题，曾涉及老龄船问题。2001年4月30日，上海海事局再次登轮查勘船龄并向“申联油1号”轮下发《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要求整改包括“船舶建造日期有疑问;国籍证书过期;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过期”等数十项项目。
7、2001年5月15日，石油化工致函申联船务，要求解除合同，并在5月20日前到上海港浏河锚地接船。
8、自1999年7月至2001年3月，除因申联船务单方原因(租赁前被告所欠债务)致使船舶被扣押所遭受的损失和测量舱容争议于2000年4、5、 6月和9月份未正常支付租金外，石油化工一直向申联船务依约支付租金，并按“备忘”的规定逐月扣减租赁前发生的船舶修理费以及船员工资等借款，共计支付人民币2，577，500元。
9、石油化工于2001年7月在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光船租赁合同》，要求申联船务返还租金等款项人民币2，746，611.70元。
10、在原审审理期间，为确定“申联油1号”的实际建造时间，经石油化工的申请，本院委托中国船级社总部对“申联油1号”的建造时间进行检验、调查。由石油化工垫付船龄鉴定费用人民币16，150元。2001年11月9日，中国船级社作出《“申联油1”轮船龄调查报告》，该报告陈述了中国船级社进行的查证、查核过程，证实该轮的实际建造日期为1968年。
审理过程中，考虑到石油化工毕竟实际使用了“申联油1号”及本应由申联船务雇佣的船员工作20个月，本着公平的原则，石油化工表示：在无义务的情况下，在提出返还已经向申联船务支付或者替申联船务垫付的人民币5，359，515.01元的基础上，根据估算，自愿按照每月人民币130，645.16元标准给予申联船务补偿计人民币2，612，903.20元。
11、自2001年5月(船舶被责令停航)至11月间，石油化工为“申联油1号”轮实际花费各项维持费用计人民币560，625元。
12、2002年6月26日，因被告与海通船舶修理有限公司之纠纷，“申联油1号”被宁波海事法院根据(2002)甬海执字第246号民事裁定扣压。后该船被宁波海事法院依法拍卖。
就1968年建造的和1981年建造的同吨位和同船型的船舶在1999年至2001年的租金市场差异情况，本院陆续走访和调查了从事油运业务的航运企业：南京长江油运公司、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油轮公司、上海交运海运发展有限公司、长江油轮公司等，并调取了本案原审上诉审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的材料。多数调查结论认为：31年船龄较之于18年船龄的船舶对光船租赁人而言有着重要影响，在船舶营运成本，诸如航速、油耗，修理费用，以及船舶安全系数、有关规章制度等方面均不一样;对出租人而言，前者船舶成本低，折旧率低，理论上光租租金低，而后者则船舶成本高，折旧率高，租金也应当高。市场需求对租金也有重要影响，在1999年间1981年建造载重吨为5000吨的二手油轮，光租市场租金在每天人民币7，000至10，000元之间;建造时间为 1968年的同类型船，光租市场租金为每天人民币3，000至5，500元之间。如果1968年建造的船舶经过大修的，折旧率增高，则租金应当增加。少数调查结论认为，光船租赁的租金主要受市场的影响，船龄对租金几乎没有影响。
根据交通部1993年7月1日施行的《老旧船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超龄海船中包括15年以上的油船。第七条规定：企业不得从国外购置超龄船舶参加营运。船舶检验部门不得为从国外购置的超龄船舶检验发证，港务监督部门也不得为从国外购置的超龄船舶登记注册。
根据交通部2001年2月16日实施的《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三类老旧海船中包括船龄在15年以上的油船。第六条规定：国家对老旧运输船舶实行技术监督管理制度，对已达到强制报废船龄的运输船舶实施强制报废制度。该规定附录《海船船龄标准》载明三类船舶31年以上属于强制报废船龄。
本院认为，根据交通部1993年7月1日施行的《老旧船管理规定》企业不得从国外购置超龄船舶参加营运，涉案船舶理应不从事营运。但由于申联船务不是直接从国外购得涉案船舶，无证据证实其存在违法的故意，且鉴于涉案船舶确实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并实际从事了营运，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确定交易的稳定性，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缔约行为的有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对于可撤销民事行为均有规定，根据《民法通则》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因重大误解的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合同法》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石油化工认为其自2001年5月才隐约得知涉案船舶的船龄与船舶国籍证书所载不符，石油化工依法享有的撤销权并未消灭。合议庭一致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涉案光船租赁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以前，且当时我国《民法通则》就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等民事行为有明确规定，据此，本案纠纷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关于重大误解的法律构成，误解必须是表意人的不知或者误认系自己的原因所致，最终导致表意行为与效果不一致。虽然石油化工对于船龄存在认识上的误解是客观事实，但其表意行为并无错误，对船龄的不知或者误认系因申联船务提供的证书有误导致的，显然，这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被告申联船务作为提供标的物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的履行合同内容。本案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申联船务在履行合同中存在故意，但事实上其提供了一条与合同约定不符的船舶，并确实导致了原告石油化工的损失，申联船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光船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申联船务如提供与合同约定不符的船舶应当如何承担违约责任，故申联船务对于石油化工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石油化工以重大误解请求认定涉案合同无效或者撤销涉案合同，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退一步讲，假设原告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重大误解构成要件。据此，涉案光船租赁合同可以由当事人申请撤销或者变更。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因重大误解的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由于石油化工于1999年7月份已经接船，对履约内容，即涉案船舶的船龄就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重大误解行为已经成立，但直至2001年5月 15日提出解除合同之前，其并未行使申请变更或者撤销的权利，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一年的除斥期间已过，导致丧失了上述权利，故对其于诉讼时才主张变更或撤销涉案合同权利的请求不予支持。石油化工和申联船务均应按照光船租赁合同的约定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
关于涉案合同是否可解除问题。本院认为，由于“申联油1号”轮于2001年4月30日起已经被限制航行，并被法院依法拍卖，原、被告之间的光船租赁合同客观上已无法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申联船务反诉请求解除涉案合同的诉请可以支持。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根据本案所涉光船租赁合同规定，任何提出解约的一方，应给予对方三个月租金的补偿。在本案中，石油化工也曾提出退还船舶并解除合同约束的要求，其和申联船务提出的理由是相同的，即由于涉案船舶客观上已经不能从事营运，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由于双方当事人就解约违约金均无诉请，故本院不作处理。
关于合同履行和责任承担问题。首先，关于合同的实际履行期间，自1999年7月13日“申联油1号”轮正式交付使用至2001年4月30日被上海海事局限制营运，石油化工实际占有涉案船舶21个月零18天，其中扣除于2000年4月份客观上不能使用船舶的26天7小时，其实际使用船舶20个月21天 17小时。但是根据交通部2001年2月16日实施的《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之规定，涉案船舶已属于应当被强制报废的船舶，故从2001年2月16日起涉案船舶不应再从事营运，被告申联船务不应该再收取租金。申联船务可收取租金的租期为18个月7天17小时。对此后船舶被石油化工实际使用，石油化工自愿按照标准每月标准人民币130，645.16元予以补偿，不违背法律规定，可以支持。其补偿的天数为2个月14天，申联船务可以收取补偿费人民币 322，238.06元。
其次，关于月租金标准，虽然涉案船舶在起租前经过修理，但属于维持船舶能够正常营运的修理，且1968年建造的油船在1999年出租时实际已经有31 年的船龄，显然不存在船舶折旧率增高租金应当增加的问题。参照1968年建造的同类型船的光租市场租金在每天人民币3，000至5，500元之间的标准，本院以较高的标准，即每月人民币5，500元计算申联船务的租金收入，申联船务应收租金为人民币3，012，395.83元。石油化工应当承担租金人民币 3，012，395.83元和补偿金人民币322，238.06元的义务。
原、被告在履行合同期间，又衍生了其他相关的法律关系。其中石油化工接受申联船务委托，为维修“申联油1号”轮垫付了修船款人民币1，420，000 元、代为舱容检测垫付人民币33，000元、申联船务为发放原“申联油1号”轮船员的工资向石油化工的借款人民币246，781.69元、石油化工为保障船舶安全而支付的维持费人民币560，625元，申联船务应予归还。因申联船务原因船舶被扣导致石油化工损失人民币216，798.25元，申联船务应予赔偿。上述各项被告应付款项共计人民币2，477，204.94元，原告石油化工有权主张，被告申联船务应当依约向石油化工偿还。
结合石油化工应付款项人民币3，334，633.89元、已付款项人民币2，577，500元，石油化工仍应向申联船务支付人民币 757，133.89元。而申联船务应偿还给石油化工的款项为人民币2，477，204.94元，两相折抵，申联船务还应向石油化工支付人民币 1，720，071.05元，并应承担上述款项的利息。石油化工请求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企业活期存款利率从原审起诉之日，即从2001年7月9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该请求合理，可以支持。由于涉案船龄确实不真实，石油化工诉请的船龄鉴定费用应列入其它诉讼费用，由申联船务全额负担。
申联船务提供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船舶，显然违约在先。对于2000年4月、5月和6月份的租金，申联船务也同意石油化工作为抵押以处理相关纠纷。申联船务没提交证据证实2000年9月份前石油化工拖欠租金额为人民币510，000元构成的事实，且石油化工对拖欠的指称也不予确认。而2001年2月份以后由于船舶实际上不应再从事营运，更不应收取租金，不存在产生违约金的问题。并且双方当事人还约定以修船款每月冲抵租金，再者，按照实际船龄应支付租金与实际已支付租金多出来的差额，石油化工显然不存在拖欠租金的事实，因此，对于申联船务关于石油化工应承担违约金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申联船务要求石油化工承担恢复“申联油1号”轮原状人民币1，420，000元修理费反诉请求，由于修船目的是为了使船舶能够继续营运，而本案中 “申联油1号”为1968年建造，船舶超龄，国籍证书过期，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过期，实际已经不可能营运。对强制报废的船舶进行修理只能扩大损失，且事实上涉案船舶已被依法拍卖，修理船舶已经不可能，申联船务的上述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申联船务有限公司应向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运输分公司支付修船款、为发放被告船员工资等费用的借款、舱容检测费、原告代垫船舶维持费用及扣船损失计人民币2，477，204.94元。
二、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运输分公司应向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申联船务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和船舶使用补偿费人民币757，133.89元。
以上应支付的款项两相折抵，被告上海申联船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运输分公司支付人民币1，720，071.05元，并应承担上述款项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企业活期存款利率从2001年7月9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逾期履行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解除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运输分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申联船务有限公司就“申联油1号”轮订立的光船租赁合同;
四、对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运输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五、对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申联船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662.31元，已由原告预缴，原告应负担人民币1，266.29元，被告应负担人民币22，396.02元。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807.40元，已由被告预缴，原告应负担人民币12，581.34元，被告应负担人民币16，226.06元。本案其它诉讼费人民币16，150元(船龄鉴定费)，已由原告预缴，应由被告负担。经折抵，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迳付人民币9，841.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沈军
代理审判员储兴厚
代理审判员汪洋
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孙海
有关购销合同中重大误解和恶意欺诈的应对
有关购销合同中重大误解和恶意欺诈的应对
1989年9月，浙江省永嘉县某机电设备厂(本案原告)通过信函方式同汉沽区某公司(本案被告)签定了一份铅封及铅封丝的购销合同。合同载明，被告购买原告生产的规格10×5铅封一万千粒，每千粒25元;铜质铅封丝五千千米，每千米100元。同年十月份交货，供方代办托运，货款托收承付。合同未有注明总金额。同年10月29日，原告向被告发电称：“于10月22日向贵公司发运铅封500千粒，铅封丝500千米，货款并包装费73091.50元，本厂于24日向贵公司托收，请接单后即付，余货将产好，即予发运。”被告于10月30日接到电报及托收单后，方察觉双方所签合同，由于经办人员疏忽大意，对铅封和铅封丝的数量单位有重大误解，因而导致数量扩大了一千倍。使本来货款价值九百多元扩大到九十多万元。如按此合同履行，将会给被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被告同时发现原告要求托收付款的手续不健全，没有铁路承运部门的货物运单及领货凭证，怀疑原告可能是在没有发货情况下，即向被告骗取货款。基于以上考虑，被告即刻于当日回电：“定购铅封一万粒，铅封丝五千米，请按此数发货。”要求原告变更合同数量。同时以“货未到，与交货单不符”为由拒付了货款。原告接电后回电仍坚持合同原订数量，并催被告付款。11月下旬，被告先后收到了原告寄来的领货凭证，铁路运单及发来的部分货物，被告收到货后，妥善保管起来，等待解决问题。12月下旬，原、被告双方经当面协商未果。原告于1989年12月28日向浙江省永嘉县法院起诉。
原告起诉意见：
原告要求向被告追索已发货的货款及运杂费，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赔偿已装好未发运的产品所造成的损失。
律师诉前工作及代理意见：
通过对案件的分析，代理律师认为这是一起对方利用我方有重大误解，从而实施欺诈行为的案件。案件本身有一定的复杂性，加之异地应诉，要想扭转我方被动局面确实不容易。一方面我方提出自己有重大误解行为，要求法院予以撤销或变更，我方首先负有举证责任。另一方面，我方怀疑原告有欺诈行为，必须取得确凿的证据，才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变被动为主动。如何把我方的怀疑、猜测变为事实，关键是要在原告当地取得原告弄虚作假，实施欺诈行为的充分证据。此案前途究竟如何?被告及代理律师怀着矛盾的心情踏上了赴永嘉应诉的路程。经过在永嘉县当地调查了解情况和在法院阅卷，被告的怀疑均得到了印证。1、代理律师经向金华大众货物联运站调查证实，原告于89年11月8日才委托该站发货，托运单记载的托运日期10月22日，是被告自己伪造填写的。2、代理律师在永嘉县法院阅卷时，案情又有新突破。原告向法院提供了证实自己于89年10月22日委托永嘉县城关南北托运站向被告发货的货物托运单，作为已向被告发货的证据。托运日期是89年10月22日，看到这份托运单，代理律师立刻就意识到这是假的，同一批货，原告不可能委托两个托运部门。是原告为了证实自己10月22日发的货而向法院提供的假证据。经向该托运部老板调查，在事实面前他只得承认是原告找到他，在未发货情况下，伪造了发货的托运单。在法院开庭时，原告不承认被告有重大误解行为和自己有欺诈行为。审判员也认为这是一起简单的购销欠款纠纷，说服被告付款。为此，代理律师向法庭提出以下答辩及代理意见：
1、被告的行为是重大误解行为。
代理律师首先向法庭出示了被告与宁波水电厂订购计量指示机构一万套的合同。说明被告向原告订的一万粒铅封和五千米铅封丝是为其配套的，并且提供了当被告发现订购产品数量发生重大误解后，立即多次去电原告要求变更产品数量的函电底稿。说明被告以上行为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有关重大误解行为的法律特征。
2、原告的行为是欺诈行为。
根据被告向法庭出示的原告弄虚作假实施欺诈行为的证据和原、被告双方往来函电材料证实，原告收到合同后，应当意识到被告对合同数量有重大误解，原告如果及时去电与被告核实，就根本不会发生以上纠纷。而原告却采取了相反态度，即利用被告的过失行为，妄图达到自己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合同数量有误，原告并非没有发现，因为，如果按合同上的数量组织生产，原告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合同价款高达92万元，所需原材料至少是50万元。根据被告代理律师向永嘉县工商局了解，原告是家庭股份制企业，注册资金仅五万元，88年实际完成产值5万元，按实际交货89年两个月完成产值不到3万元。因此，无论从生产能力及资金实力，原告都是无法如期履行合同。假设原告确实认为被告就是按合同上订的数量要货，由于自己的生产能力有限，原告也应该怀疑数量有误，而与被告进行核实的。可是，原告却没有这样做。经过调查证实，为了达到骗取被告货款的目的，原告在没有向被告发货的情况下，于89年10月22日于与永嘉县城关南北托运部串通办理了50件铅封、30件铅封丝的假托运手续。原告就是凭借这个假手续于89年10月24日办理托收，并于10月30日要求被告付款。在原告玩弄的伎俩叫被告识破后，无奈，原告只得于89年11月8日才将部分货直接拉到金华大众货物托运站委托办理托运手续。又在该运单填上了10月22日的日期。继续伪造事实，以图蒙混过关。原告以上所为，是在骗取被告货款的目的没有达到后，为了掩盖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惟恐承担逾期履行合同的责任。并且以少发货，多要款的手段达到骗取被告货款的目的。如果说被告由于对合同标的物的数量有错误认识，使由此产生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属于重大误解的话，那么在原告方则是明知自己行为的不良后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则是故意了。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规定，原告的行为是欺诈行为。被告为此请求法庭：
1、依法确认被告的重大误解行为;
2、原告的行为是欺诈行为，请求撤销双方的购销行为，将已发运的货物退回原告，损失原告自负;
3、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被告代理律师的意见发表后，庭审形势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原告代理律师当庭表示原告实施的有些行为没有如实向其介绍，对原告代表人进行了责难。原告代表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了错误，表示愿意接受法庭的裁判和调解，并向被告表示了歉意。法官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及代理律师意见极为重视，表示要认真研究认定。暂时休庭后，法官主动上门到我方住处征求对本案的处理意见。鉴于原告代表当庭认错的诚恳态度，考虑到原告已发部分货的事实，法官建议被告最好以调解方式结案。经与被告代表人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我方提出的对本案的观点基本被法庭采纳，我们已达到了此行的目的。考虑到我方的实际需要和路途较远为减少讼累，我方同意以调解方式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