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读后感(合集5篇)。
商君书读后感 篇1
半年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讲《商君书》的，说《商君书》在很多朝代里面只有君王才能读，引起我的极大的兴趣。。。最近在网上下载选自. 一个老版本的，看了一下。有很多地方确实不可理解。比如他提出了，国强民弱，国弱民强的观点。开始让我很迷惑不解。
仔细想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一个国家的财富被政府拿的多的时候，民众就拿的少一点。当民众财务上不自由的时候，谈什么理想，谈什么抱负都是瞎扯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你一直穷下去，你就一直独善其身。反观富人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用脚来投票。这个国家不想待了，我去别的国家。富人都是能力强的人，一旦他们走了，这就是《商君书》上所谓的“去强”，当有能力的人都走了，这个国家就会更容易管理，更容易统治。
《商君书》上强调一个国家要强大，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奴隶。看过《商君书》，你就会对中国种种的现象有很好的解释。
商君书读后感 篇2
《商君书》“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国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现了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进取思想和以甘龙和杜挚为代表的墨守成规思想之间的斗争，揭示了君主的治国之道，即欲治理好国家，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变法更礼。
探索《商君书》更法思想，把握中国更法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性，挖掘中国更法思想的深厚土壤，寻求更法的内在规律，从中吸取营养促进中国当代的立法建设。
秦孝公继位后，在与其大臣讨论更法的过程中，首先提出变法更礼的目的及顾虑。《更法篇》曰：“代立不忘社稽，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这里是说，立国的基本条件是治理国家和教化百姓，变法更礼是立国的根本途径。变法就是改变旧时法律，制定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法律制度。更礼就是更改旧有伦理道德，使之适合君王“使民”的要求。变法更礼的实质就是要“因时制宜，役民以法”，以达到国家富强，百姓得益的最终目的。
秦孝公曾担心老百姓对变法更礼有非意，因而对是否实施变法更礼犹豫不决。商鞅劝道：“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在商鞅看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终将一事无成。只要变法是为了国家富强，更礼能使百姓得益，就应当机立断实施变法更礼，迟疑和犹豫只能错失良机。商鞅还认为谋划治国方略非得圣贤聪明之人不行，变法更礼更离不开具有远见卓识的有识之士。商鞅引用俗语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商鞅主张变法更礼必须具备主体条件，即变法者是圣贤聪明的君王。君王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果断变法更礼，同时教化百姓守法循礼。
在传统中国，法和礼都是强制性行为规范。法律是统治国家的规范，礼制是奴役百姓的规矩，实际上都起着法律作用。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用来爱护老百姓，礼制的重要功效在于方便办事。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老百姓得益，就不必沿用旧时法度，也不必遵循以往礼制。变法和更礼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更法，但就更礼来说，更法当然也要顾及到百姓对更法的意愿。这种法律与道德并举，役民与顾民共虑，是既上体现一种“依法治国”统一法律理念的传统。 ,这种理念初步揭示了变法与治国的内在逻辑关系，奠定了中国更法思想产生、演变和发展的深厚土壤，是商鞅变法更礼思想的“亮点”。
与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更礼主张针锋相对的甘龙坚决主张沿袭秦国的旧有法度礼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如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在甘龙看来，圣贤聪明的君主不应变法更礼，因为根据旧有法度治理国家，依照先秦民俗教化百姓，容易使官吏习惯，百姓安宁，如变法更礼，恐天下人非议。杜挚从功利角度也反对变法更礼：“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五邪”。在杜挚看来，如果不能充分地满足百姓的利益就不应变更旧法，没有足够的功效就不可改换礼制。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变法更礼不可随心所欲。法律的特性不是求变，而是求适合和稳定，只要对社会的发展仍能发挥规范的正能量作用，就要维持它。
商鞅对杜挚的观点予以反驳，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变法原因，揭示了法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内在规律。他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义、神农，教而不诛；皇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制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在商鞅看来，前代法度和教化各不相同，无从效仿；各帝王的礼制也各不重复，无法遵循。古时各代均是适应时势需要，依据社会客观情况而创立新法度和制定礼制。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不遵循古法却走向兴盛，殷纣、夏桀不改变旧礼制却引致灭亡。反对古制未必应该受到非议，遵循旧礼并不值得赞美。秦孝公最终被商鞅的更法思想说服，颁布了开垦荒地的“恳草”法令，开始了他变法更礼的治国举措。
在秦孝公及商鞅以变法更礼为核心的治国思想体系中，维护君主权威是目的，注重变法更礼是工具，关注民意是“役使”百姓手段，从根本上说有其落后和不科学之处。但如果挖掘为国家富强而顺应时事变法更礼和关注百姓意愿这一理念和思想本身的当代意义，却对我国完善修法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不仅需要维护法制权威，还要适时修法，修法更得顺应国情民意形成制度化，最终达到法律和民意和谐统一。
商君书读后感 篇3
为什么封建专制一口气儿在中国大行其道2000多年？那是因为儒家三纲五常流毒让中国人中毒太深；为什么儒家能够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仅仅是因为儒家文化获得历代封建君主大力推广？难道中国老百姓都是喂什么吃什么的病人？现在有答案了，还有法家的幕后黑手在助推！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过去只有帝王才能看的书，咱们也能够看到了！最近就有这样一本禁书现世，暴露了中国2000年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我们也应当记住，他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主任鲍鹏山.《商君书》就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14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
《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译文)
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秦军为何狂杀俘虏？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文明之师，岂能是野蛮之师的对手？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官员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双重责任？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人和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为什么历朝历代中国不允许老百姓拥有兵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没有财产给后人继承？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什么中国功夫师徒传承要有严格的师徒关系(背叛师傅要清理门户)？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得势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变种为了一己私利挥刀自宫的奴才法家.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中国的儒家，就是用臆造的天理愚人的.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两者没一个好东西！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ji督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mao发动的26次运动全是此书的影子。
商君书读后感 篇4
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在于科学技术的提升，而科技的提升也不仅仅只是科技提升而已。人类想要通过科技发展来发展人类社会，同时要需要各方各面的配合，甚至在通过一个方面的配合的情况下令科技提升的同时提升这个方面的发展，以至于达到科技发展和这个方面发展的、螺旋发展上升连锁良性发展模式，所以说社会发展其实是一个包含科技发展在内的多方面螺旋发展模式。而人类的社会发展而主要有科技发展、劳动经济、生活空间的物质发展，和思想主义、阶级划分、社会制度的精神发展的这么六大发展方面。
其中三大物质发展具有不可抗力的前进性，而精神发展才是人类主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尤其是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促使我们人类真正前进的最主要的根本。
中国在伏羲部落入主中原与女娲部落结成华夏之祖后，中国华夏人便一直着力建设完善的社会制度来发展好自己的生活。就在尧、舜、禹建立了初步的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社会制度后，中国才在夏建立的国家下真正开始大发展。直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中国各种思想才完成了第一次厚积薄发的。
而《商君书》就是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思想活跃的氛围中，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社会制度的奠基之书。
在《商君书》中通过社会关系和问题的各种现象、与商鞅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创造出了商鞅系的社会制度体系——君主郡县体制。
其中最重要的是阐述了华夏社会制度发展的根源、和他提出的君主郡县体制之间过渡的必然性(逻辑发展性)，以及社会利益的分配(名分)思想。
中国正是因为《商君书》的出现才真正开始系统的.来进行社会制度建设，汉代的孝廉体制、隋代的科举体制才会使得华夏昌盛近两千年。
所以中国在地球人类制炼时代能够创造伟大的辉煌，不是因为我们人种有优势，而是根本在于我们拥有以《商君书》为基础建立的完善的社会制度。
商君书读后感 篇5
又在网上看见所谓品人专家批判明朝皇帝的帖子了，美其名曰不带民族偏见，应当承认康熙雍正强于明朝皇帝，还道历代帝王就属明代最差。事实果真如此吗？若明朝的皇帝个个昏暴懒庸，大明自朱重八起事以来何以维持近三百年之久？
嘉靖数十年“不理朝政”又何以自如地驾驭群臣，稳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而仅次于万历？论到康熙雍正的勤政爱民，明太祖八天内批阅一千六百份奏章，事事亲历亲为，又**比不上康雍二帝？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艺术，人尽其用才是棋高一招。
勤奋放在个人奋斗也许是美德，可用于帝王身上则是政体不健全导致帝王必须亲历亲为的败笔。真正伟大的皇帝，如刘邦，可以是流氓，但只要他有非凡的凝聚力，他就可以利用世界上所有的人才，这才是真正的皇帝。
此位专家还颇为喜爱卖弄学识，商鞅也不幸被其所品，落得个残忍滥杀，针对百姓的恶名。商君的确是主张用权术统驭百姓巩固政权(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称平。上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可是统驭百姓不等于反对百姓；巩固政权也不等于牺牲人民，权术更不等同阴谋，这个逻辑关系一定要理清楚。
整本书中，商君都在讨论如何富国强民，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初衷是为了盘剥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压迫榨取为目的。有句话形容的很恰当，商鞅是个一生“尽公不顾私，极心不二虑”的人。
在他的心里，强国和利民是统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无二致地齐心努力。
商鞅或许是把人心简单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来就为追名逐利，并无二致(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他对于名利的论述甚为详尽：
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
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而为之者，名也。
故曰名利之所凑，**道之。
一个个人民在商鞅严重俨然变成了一台台机器，只会按照大自然为他们编写好的程序，也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温饱解决了就追逐名利的复制品。因为他总结了人性的朴素，商鞅主张用权力奖惩来调节人们单纯的喜怒哀乐，使之无一例外地成为忠于国家的助推器。
如此实用主义的论断自然招致非议。商君此论，将诗书礼乐，天道人伦至于何地？人与野兽何异？
但请仔细想想。如果你身边的事情不足以参考，那就以史为鉴，好好照顾它们。当人类，特别是一些特立独行的人，被湮没在人海中，他们是如何跳出追逐名利的怪圈的？谈到法律系统，愤世嫉俗一点我甚至能说，法律，尤其是过于宽松的法律，不是给予善类保护，也不是给予恶类警示，而是给予恶类或企图作恶的人类一个公式计算自己如何能通过卑劣行径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被法律制裁。身边的例子不胜枚举，路上的司机有几个不曾暗忖自己最多能开到多少时速而不被交警拦截？
人类在作为一个整体接受评判的时候，为温饱等基本问题困扰的时候，温饱解决之后思索淫欲的时候，享有荣华富贵却贪心不足的时候，在太多太多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我们就是商鞅笔下的千篇一律。
抛开大众定律不谈，特殊如千古赞颂的人物就能逃脱追名逐利的本性吗？未必。读明史认识了方孝儒，那个死忠为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形象，那个宁可被诛十族也拒绝低下高贵头颅的人物，我想没有人会不为之动容。
我们唏嘘于方孝儒的坚贞不移和永乐帝的心狠手辣，男丁一律诛杀女眷无外充官。可是当我们把方先生放到他所在的历史环境来看，贯穿他的一生联系各类事实来看，却又能得出另一种结论。首先，他效忠的是建文帝而非大明王朝，更非天下百姓，就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因为历史证明朱棣是一个比朱允炆称职百倍的皇帝。
此种愚忠守之何益？全名而已。第二，朱棣南下节节胜利的时候，方先生正在深宫之中同建文帝研究复古，研究更改官名，应战不力加上识人不明，此其二过。
其三，在大殿直面朱棣之时，方先生竟说出诛十族亦何惧的赌气之言，无端端地葬送了朋友门生的性命，所为何来？还是名声。名声他终究是得到了，直到现在人们提起方孝儒都心生敬佩，可是因他丧命的亲友家眷呢，却是永远地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了。
书生误国，看来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
想起了建文帝，不知南京城破之时其心境是否与李后主同地异时的心境有着相似之处，附上后主破阵子一首：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
《商君书》“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国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现了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进取思想和以甘龙和杜挚为代表的墨守成规思想之间的斗争，揭示了君主的治国之道，即欲治理好国家，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变法更礼。
探索《商君书》更法思想，把握中国更法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性，挖掘中国更法思想的深厚土壤，寻求更法的内在规律，从中吸取营养促进中国当代的立法建设。
秦孝公继位后，在与大臣们讨论改革的过程中，他首先提出了改革的目的和关注点，更有礼貌。《更法篇》曰：“代立不忘社稽，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
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这就是说，立国的基本条件是治国育民。立国之道，根本在于变法，更为礼貌。变法就是改变旧时法律，制定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法律制度。
更礼就是更改旧有伦理道德，使之适合君王“使民”的要求。变法更礼的实质就是要“因时制宜，役民以法”，以达到国家富强，百姓得益的最终目的。
秦孝公曾担心老百姓对变法更礼有非意，因而对是否实施变法更礼犹豫不决。商鞅劝道：“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在商鞅看来，不下决心，就一事无成。只要变法是为了国家富强，更礼能使百姓得益，就应当机立断实施变法更礼，迟疑和犹豫只能错失良机。
商鞅还认为谋划治国方略非得圣贤聪明之人不行，变法更礼更离不开具有远见卓识的有识之士。商鞅引用俗语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商鞅主张变法更礼必须具备主体条件，即变法者是圣贤聪明的君王。君王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果断变法更礼，同时教化百姓守法循礼。
与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更礼主张针锋相对的甘龙坚决主张沿袭秦国的旧有法度礼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安。
今如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在甘龙看来，圣贤聪明的君主不应变法更礼，因为根据旧有法度治理国家，依照先秦民俗教化百姓，容易使官吏习惯，百姓安宁，如变法更礼，恐天下人非议。杜挚从功利角度也反对变法更礼：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五邪”。在杜挚看来，如果不能充分地满足百姓的利益就不应变更旧法，没有足够的功效就不可改换礼制。
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变法更礼不可随心所欲。法律的特性不是求变，而是求适合和稳定，只要对社会的发展仍能发挥规范的正能量作用，就要维持它。
商鞅对杜挚的观点予以反驳，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变法原因，揭示了法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内在规律。他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义、神农，教而不诛；皇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制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在商鞅看来，前代法度和教化各不相同，无从效仿；各帝王的礼制也各不重复，无法遵循。古时各代均是适应时势需要，依据社会客观情况而创立新法度和制定礼制。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
商汤、周不遵循古法却走向兴盛，殷纣、夏桀不改变旧礼制却引致灭亡。反对古制未必应该受到非议，遵循旧礼并不值得赞美。秦孝公最终被商鞅的更法思想说服，颁布了开垦荒地的“恳草”法令，开始了他变法更礼的治国举措。
在秦孝公及商鞅以变法更礼为核心的治国思想体系中，维护君主权威是目的，注重变法更礼是工具，关注民意是“役使”百姓手段，从根本上说有其落后和不科学之处。但如果挖掘为国家富强而顺应时事变法更礼和关注百姓意愿这一理念和思想本身的当代意义，却对我国完善修法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不仅需要维**制权威，还要适时修法，修法更得顺应国情民意形成制度化，最终达到法律和民意和谐统一。
先秦只有法家实现了其学说主张，对**的乱世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十分有针对性，而且对后世政治影响深远，也是唯一对后世政体有用处的思想。而在战国各国的变法潮流中，只有商鞅变法是最成功的，商鞅之法在秦国实行了二十余年，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但也正因为商鞅之严刑峻法，治标强而有效，但不治本，在历史上商鞅也落下了个“作法自毙”的难听嘲讽。最典型的“史家绝唱、无韵离骚”《史记》的太史公曰：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个人觉得司马迁的评论这才叫刻薄，别忘了司马迁正是受害于汉所沿秦代之法“宫刑”才愤而著书，每每思及身受宫刑，他自己说“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秦法谁炮制的？商鞅。
他能对商鞅有好评价吗？鄙人还认为，以道德来指责或评***人物是肤浅的行为，谋略和学说本身无善恶，运用到国家政治中不可简单以道德来评价。
商鞅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可贵，主要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圣人不法古，法古则后于世”(《商君书开塞》)的先进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商鞅很犀利大胆的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出路不在于法古，而在于变法更礼；他亦认识到每一朝代都各具其时代的政治特点，这些特点主要的决定于当时历史条件；
二、人性功利论
商鞅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在好利的本性支配下，追逐名利的一生。“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利益，儒家所提倡的礼仪对人的行为不起任何约束作用：
“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鞅以人性功利论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提供了指导思想，所以后人多简单粗暴的评论其为功利主义。商鞅对人性的理解，历来见仁见智，我个人倾向是比较认同的，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双刃之“法”
在法家诸多流派中，商鞅以重视法律而独成一家。虽也谈术与势，但其法制理论更为细密。其提出的主要作用：
“法能定分”(《商君书定分》)，以立法明分，即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界，而反对以私害法，秦法对私斗处分是极严极重的；“法能胜民”(《说民》篇)商鞅明确提出法律是君主权柄(权制断于君)，主要功能就是强制民众和镇压民众。商鞅仅仅把民众看为是肉猪一样的统治对象，并建议“焚诗书”，采取“偶语者弃市、谤者族”的高压苛法，也为秦朝埋下了祸根。后世韩非发展完善为“禁心、禁言、禁事”直接执行彻底愚民，剥夺言论自由；“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为秦始皇焚书提供了理论指导。
商鞅的苛法，来自于他对人民道德品质的最恶打算，他认为所有的人民都是奸民，君主应当充分认识民众奸猾的本性“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而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秦国推行了“轻罪重罚”的主张。“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以杀止杀，以暴止暴，这样的施政手段，一旦君主智蒙，必然不可避免的出现**酷刑、民无宁日的悲惨局面。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四、耕战之策
奖励、以法保障耕与战，其主张接近残酷，但就当时环境来说也是解决**，走向一统的最可行措施。这个就不多说了~
综上所述，商鞅的法治在先秦很有典型性，他提出的“刑无等级、一断于法”的主张，在当时的思想家中领先历史一步。最后他的以身殉法，在思想史中留下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痕迹。无论你是否赞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不可否认，于自己的学说，他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殉道者；于自己的君主，他是一个大无畏的喋血忠臣，于自己的时代，他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英雄，值得敬佩。